春風吹起的思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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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支援
北方四月，不時掀起鋪天蓋地的大風。凶猛、強烈，像奔馬，像怒濤，厚厚的積雪被吹化了，深達一米多的鬆花江冰層也砉然破裂悠然漂走了。迎風佇立，仿佛置身於另個天地。那迷蒙的視野好像展現諸多悠遠的曆史景物；那無邊無際滾動著雜亂而喧囂的聲浪，似乎在傾訴著千古世事的變幻與興衰。也許這是最能撩人回憶的時刻。每到這一時節，朦朧的眼前總要晃動一個人的身影，嘈雜的耳邊也似乎回蕩她那快活的聲音。我索性坐在江畔的長椅上，盡力讓那影子更清晰一些，聲音更真切一些吧！
模糊中她逐漸走近了，近了。一頭金黃的發絲，一張消瘦的麵頰，年紀約三十左右，但憂患的歲月已給她蒙上一層淡淡的衰老，眼角出現細微的魚尾紋，嘴角褶皺而幹癟。然而，充分顯示她旺盛青春活力的是她那靈活而敏捷的身軀和神秘莫測的雙眼。在她那深陷在眼窩裏的藍色眼珠，總在跳動著難以捉磨的機警和睿智。有時像火焰般的灼人，有時又像嚴霜那樣使人寒栗。她會一口較流利的中國話。我們雖沒有幾次交談，但卻留給我極為深刻的記憶。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是最後一次見麵，我曾意味深長地說：“你不盼望親人麼？告訴你，你們的親人就要來了，多麼美好啊，春風刮來了春天。”
歲月流逝，說來已是四十多年了。那是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第一個春天，統治了東北十四年的日本關東軍雖已向進駐的蘇聯紅軍繳械投降，然而從空中飛來的國民黨接收大員，又在哈爾濱暗地糾集偽滿殘餘，甚至招撫日本武裝官兵，重新把剛剛從鐵蹄下解放出來的人們推向惶恐不安的境地。此時，我正從事新聞工作，終日為采訪而奔忙。那是四月的一個刮風天，我走在一條喧鬧的街道上。這是一條頗具哈爾濱特色的街道，腳下方整的石頭鋪成的馬路，兩旁大都是蘇聯人的商鋪。街心來往穿梭著各色行人，以及沒有交通秩序可循的人力車、鬥子車和三輪大馬車，一切呈現出嘈雜、混亂，給人以緊張、驚悸和惴惴不安的感受。我走過一家西餐館，忽聽身後有人喊叫，心想這絕不是喊我，繼續走自己的路。突然，有人拽住我的右臂，我驚愕地睜大兩眼，竟是一個年輕的蘇聯女人。我窘極了，登時感到所有行人都把目光集中過來，我的臉熱得發燙。
“你，不認識我了？忘了？”她穿著單薄的絨衣，臉色是紅潤的，像是剛從暖和的屋子裏跑了出來。我想她是認錯了人，隻好搖頭。
“你怎麼會忘了？”她有些焦急，忽的拱起雙手，縮起兩肩，做出隻有犯人才有的那種忍辱含垢的表情。她這一提醒，我眼前閃電般映現出一個披散著長發、蜷曲著身軀、晝夜依偎在粗實的柵欄旁的一個女犯。噢！原來是她。這個奇怪的女犯曾奇異地關在我的監室，而且又那麼不尋常地和我共同度過兩天一夜。
是啊，我終生也不能忘記這段離奇莫測的經曆。
那是一年前，二次大戰已近尾聲，然而日本侵略軍還在張牙舞爪，到處抓人，哈爾濱仍是一片恐怖。不幸，我竟被他們抓進了日本憲兵隊。經過多次的拷打和審訊，卻沒有使他們獲得滿意的“罪證”，但是他們又不肯輕易釋放，久久地把我單獨監禁在地下一個監房裏。終日靜坐，煩悶和孤寂像條巨蛇吞噬著我的心，有時在手心玩弄一個虱子也會感到極大的欣慰。
那是一個沉寂的下午，突然一陣騷動，那個胖胖的日本看守打開了監門。我以為又要提審，不料竟進來一個蘇聯婦女。
看樣子她像剛剛被抓，風塵仆仆滿麵淒惶。一個日本軍官模樣的人，要她坐在門裏的一角，緊貼著木柵，她順服地蜷曲在那裏。
我極為困惑，為什麼不把她收在女監，而偏偏塞進我的監房？從我被抓以來，這個監房就屬於我。隻有兩次他們突然抓來好多男男女女，每個監房都關了許多，我這裏也容納過六七個人。有日本人、朝鮮人、蘇聯人和中國人。但從來沒有男女混監過，更不可能在一個監房裏監禁一男一女。現在倒是為什麼？是女監房滿員？還是對一個單身婦女不宜隻身關押？我左右猜疑，最後，我認定她是暫時監禁，因我這個監房有著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它斜對著過道裏看守的座位，隻要看守稍一歪頭，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收在他的眼底。我想就是這個原因，之外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了。
不管怎樣，在如此孤寂的囚禁中，來了這樣一個夥伴，是十分幸運的。我默默地打量著她，揣摩她此刻的心境。凡是抓到這裏的人，都在承受著巨大的驚惶和恐怖的打擊，忍受著生死難卜的痛苦折磨。她深垂著頭，幾乎把整個臉都埋藏在豎起的大衣領裏。一件褐色的翻毛大衣，緊緊地裹著她瘦小的身軀。她紋絲不動，似乎已經嚇得頹癱再也站不起來了。
過了一會兒，胖看守帶著他那沉重皮靴響聲由近而遠。這個蘇聯女犯緩緩地抬起了頭。她用那藍色的眼睛環視了一下周圍，然後又久久地打量著我。她的臉是白皙的，彎卷的睫毛下流露著同病相憐的眼神。是的，在這裏無論種族、性別和年齡，隻要同是犯人，就會同仇敵愾，相互交流著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友好感情。我也正用同樣的眼光注視著她。此刻，她竟毫不陌生地對我撇了撇小嘴，聳了聳雙肩，那神情像是說，囚居在這惡劣的環境中，該如何忍受，命運之神又將做出怎樣的安排呢？
不錯，這裏恰同一座死寂的墳墓，緊鎖的狹門扼阻著生命與呼吸；麵前一根根粗實的木樁，就像無數冤魂的無名墓碑。四壁空無所有，高懸在後牆上有一扇小窗，厚厚的塵埃遮蔽著堅固的鐵條和密實的鐵絲網。整個屋子隻有一件東西，那便是躺在牆角時時散發著臊臭氣味的便桶。我環視這一切，確也找不到可以慰藉她的任何東西，隻好輕輕地吐出一聲歎息。
她開始悄聲地和我談話了。想不到她竟會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
“你抓來多久了？”她探著身子，伸著脖子。
我如實地回答了她，同時問她為什麼被抓？
她又聳聳肩，撇撇嘴：“他們誣賴我偷了日本軍官的皮包。”
我登時不禁一怔，怎麼又是軍官皮包？我被抓時，那個日本軍曹就這樣誣賴我，可是抓來之後，他再也沒提皮包的事。於是我悄聲告訴她，這是他們慣用的伎倆，別聽它，定是有另外原因。
“我明白，我什麼都明白。”她微微咧咧嘴，似乎是熟知一切地告訴我，凡是抓到這裏的人，不是和軍事有關，就和政治有關。接著問我：“你是政治犯？”
我搖頭。想不到這個女人如此直率，並且表現出久經社會風霜、十分熟悉現實情況的樣子。我想告訴她，我隻是酷愛文學，發表過一些作品，從而引起他們種種懷疑……可是，這些又難以用簡單的語言表達清楚。我正在遲疑，隻見她敏捷地敞開外套，從腰間拽出內衣的衣襟，不斷指點著上麵紅紅的顏色，同時射來強烈的試問目光。
她的意思是很明白的，我知道這種顏色代表什麼。然而，我並非什麼“赤色分子”，甚至連“赤色嫌疑”也夠不上。不幸的是，這個外國女人竟和審訊我的那個日本軍曹對我有同樣猜疑，實在令人莫解。
我的心像壓上一塊巨石，不知該怎樣向她解釋。沉默中，她突然豎起大拇指在我眼前連連搖動，我辨不清這是她對我的真誠的讚揚還是虛偽的奉承。總之，她這種潑辣的、挑釁般的舉動使我惶恐不安，大有啼笑皆非之感。
生活真像奇妙的萬花筒，而人生則是毫無規律可循錯綜複雜的組合。多少禍福、沉浮、得失和榮辱，也並不由於你好與壞，是與非、善與惡和美與醜，它取決於時代，取決於社會。隻要是強權者，他就可以理直氣壯，任意顛倒黑白去判處一個人的前途和命運，而被剝奪一切權力的人，就必須服服帖帖接受任何幸運或厄運的裁決……
從被捕以來，我就深沉地思索過弱肉強食的曆史規律，也深刻地意識到：一個喪失了任何抵抗能力被敵人死死踐踏在腳下的人，會有怎樣的結果。如果隻為個人的不幸而痛苦，那是狹隘的；如果認識到這是承擔民族的厄難、反映民族的不屈精神，那便心安理得處之坦然了。
“怎麼？你不怕？”她看我心平氣和、聽其自然的樣子，不解地問。
“你說我那麼嚴重，怕還有什麼用呢？”
“真的，我不撒謊。”她停頓片刻又說，“你的衣服不是他們發給你的嗎？你是個要犯。”
唔！怪不得我看其他被抓來的人都穿著自己的衣服，可我被捕之後，便讓我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脫掉，換上他們扔給的一套黑色的棉褲棉襖。雖說是新的，但很粗糙，上衣沒有紐扣，下身也不給褲帶，行動起來要雙手提著褲腰。大概這就是對要犯的待遇，也是要犯的鮮明標誌吧！
“要犯不就槍斃麼？”我淡然地問。
她又聳聳肩說：“往好了說也得去當勞工，再不就送‘七三一’部隊。”
當時我還不知道所謂的“七三一”部隊就是殺害中國人民的細菌工廠。
“可是你都招認了什麼？”她又問。
我也學她那樣聳聳肩。有什麼招認的，我什麼都沒有。既非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他們手裏也無根無據，唯一的是掌握著一篇我發表在一個公開刊物上的小說。但那又有多種解釋，也可以說是根本無所謂的。我把情況簡要地介紹給她，她聽得十分認真，並提問了一些問題。
這時，她的眼睛裏閃著光亮，再次又向我伸出拇指，讚揚我是個硬漢子。並說：“不管有什麼，至死也不要吐口，堅持下去，也許有救……”
順情說好話，這是誰都會做的。盡管這一切都無濟於事，但她總是一番好心，我不能不對她抱以好感。
挨到開晚飯時，看守從門旁小洞塞進兩碗飯、兩雙筷子。我多撥了一些飯菜給她，而她堅持要吃那碗少的。就寢前，我從木欄的夾縫接過兩條毛毯，特意挑了一條比較整潔的給她。不過，所謂整潔的也難免上麵仍有血汙和風子，她欣然接受了。為了照顧她的方便，我便把便桶移在她附近的牆角，而我遠遠的貼在另個牆根睡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