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桂元：李國文老師不但是著名作家，還是文史隨筆大家，早已在本刊擁有了固定讀者，雖已是耄耋之年，仍元氣沛然，銳氣十足，思維敏捷，筆墨恣肆，在當今文壇，實不多見。由於年邁，李老的寫作量已逐步減少，但他把“特約”看得很重，每期為《文學自由談》提供一篇談古論今的厚重稿子，成了他現在的主要寫作內容，本刊同仁一直對老作家懷有深深敬意。
高 麗：不過，我還是請教一下，有些文學期刊，包括批評刊物，是不是有同仁化的傾向呢？比如《文學自由談》，感覺裏麵的熟麵孔很多。
黃桂元：本刊作者中熟麵孔多，生麵孔少，確實存在這種狀況，其實也是一種稿源方麵的無奈。《文學自由談》過去曾是中文核心期刊，現在不再是，自有原因，且不去說它。事實上，真正能給我們刊物寫稿的作者並不多，能持續給我們提供寫稿者則更少，這也是我們麵臨的一個困難。本刊一貫堅持自己的辦刊方略，特別是把選稿的“六條思路”多年來固定在封二位置。經常讀《文學自由談》的讀者都知道，這“六條思路”是：“不推敲人際關係，不苛求批評技法，不著眼作者地位，不體現編者好惡，不追隨整齊劃一，不青睞長文呆論。”這是針對文壇和批評界的某些不良傾向所表達出的我們的態度，其中的每個“一”，都是表達一種糾偏、除弊的決心。文壇的“關係學”現象已是有目共睹，它不僅反映在用稿取舍上的因人而異，厚此薄彼，還表現為圈子裏的“行幫”意識，哥們習氣，感於此，我們把“不推敲人際關係”放在了第一位；曾有一度，文學理論界八股盛行，名詞轟炸，追新逐異，各種玄妙高論使人無所適從，“不苛求批評技法”的倡導，顯示出辦刊者的有實事求是之心，而無嘩眾取寵之意；文壇上的論資排輩由來已久，無名之輩對一些名家的批評、討論，即使言之成理，也往往被視為畏途和禁區，“不著眼作者地位”表明了我們一種不願奉承權威、迎合名家，勇於追求真理、積極廣開言路的態度和襟懷；文學的複雜性在於沒有什麼絕對真理，一定之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麵對於繁榮文學事業是必要前提，一本好的批評刊物應該給讀者一種信任感，而不是著意推行編者的主觀意圖，所以要堅持“不體現編者好惡”；為了營造某種嚴整，為了顯示某種體麵，而刻意製造統一的所謂“祥和局麵”，削足適履，左右逢源，是許多程式化雜誌不受讀者歡迎的通病，“不追求整齊劃一”就是要使刊物打破平穩格局，倡揚寫作個性；以注重學理性為由，拉開筆墨架勢糾纏學術體係，動輒長篇大論，顯然不適宜於這樣一個“文壇輕騎兵”的角色，“不青睞長文呆論”，就是歡迎活潑、靈動，精短，言之有物、鋒芒閃爍的寫作表達方式。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發生了學術轉型，對文學批評造成了壓力，上世紀80年代有所謂的文學回到自身，90年代是學術回到自身，也可以說80年代是文學自覺，90年代是學術自覺。這些當然是中國文學的進步，但在進步的同時也付出了代價。90年代以前，作協是文學批評的主力，90年代以後，批評的主力基本上就是學院批評，文化研究成為批評的一個主要方法之後，闡釋變成了主要的，以文化研究帶動批評的深化，但不能以喪失批評趣味為代價。文學批評期刊應該建立並展現批評家的個性趣味特色。都說文學批評要講究科學性，要客觀理性，這裏是不是完全排除寫作者的個人趣味？不一定。學者的思考可能更厚重，現場批評則更需要有血有肉、生香活色的體味，好讀，有趣味，而趣味正是一些故弄玄虛的理論家最缺乏的東西。因此，文學批評期刊的編輯趣味就很重要了。連文學的翻譯都被形容為一種再創作，都要有趣味，文學的批評更應如此。批評刊物有一個集中的趣味，可以感覺出潛在的文學領銜的職責，有可能會成為未來的文學史在形成過程中的良種庫，造成一種文學史事實，甚至對文學史經典化的運作會產生某種影響，因此，文學批評期刊保持自己的風格和個性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多年來我們辦刊得失的經驗總結。我們從來稿中發現，一些看似學富五車、以學院派自居的理論家，其實根本不具備與文學現場的最基本的互動能力，他們習慣於引經據典，紙上談兵，文章沒有體溫，沒有脈跳，沒有激情，沒有個性，筆下呆笨，生澀，無趣，行文四平八穩，缺乏必要的靈活性、直接性和微妙性所組合出的個人感受力，無力把握那些變化多端、麵目各異的作品，他們也許更適合於在現場批評之後發揮自身的理論優勢，按部就班地做些常規性的欣賞和研究，他們不明白，對待當代作品最要緊的不是所謂的考證和定位，而是作品品讀之後的第一反應。因此，沒有爭鳴的當代文學批評，甚至可以說，沒有爭鳴就沒有當代文學批評，文學批評期刊應該對文學批評生態起到激活作用。還有一些善於個人思考和寫作鋒芒的作者，拒絕媚俗，不甘平庸，其逆耳之言或容易得罪人，或不合某種時尚思潮，很少有發聲的機會，這時候他們會找到我們，比如文化批評家和雜文大家何滿子先生就曾給過我們類似這樣的批評稿子。我和同仁有個共識，在本刊發表的批評稿件，文學性是其一個前提，把一個很有意義的文學話題講得枯燥乏味，相當於焚琴煮鶴，很煞風景，本刊不會讓這樣的事發生。
二三十年來，長期或曾持續在本刊發表文章的作者，細數起來有限。李建軍、金梅、張頤武那樣的職業理論家、批評家比較少，更多的是一些學者、作家、編輯，比如韓石山、陳衝、陳歆耕、陳世旭、冉隆中、李更、高為、黃惟群以及已故的何滿子、毛誌成先生，他們大多學養深厚，又有創作經曆，文章寫得風生水起，搖曳多姿。同時我們也在不斷挖掘稿源，期待更多視野開闊、思維活躍、突破舊套路的新麵孔能成為本刊生力軍。這樣的新作者一旦具備了持續寫稿能力，就能在文壇產生非同小可的影響。比如青年批評家李美皆的文章，就是老主編任芙康從一堆自投稿中偶然發現的，不禁眼前一亮，於是僅2004、2005兩年之間，李美皆就連續在《文學自由談》發表了《餘秋雨事件分析》《從蘇童看中國作家的中產階級化》《由陳思和教授看學術界》《李銀河時代的王小波》《王朔為什麼不繼續“看上去很美”？》《我們有沒有理由不喜歡王小波？》等文章，一時間洛陽紙貴，許多作家、批評家和讀者紛紛打聽這個李美皆何許人也。同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位老總也在密切關注這位新作者，她在《文學自由談》發表的文章每篇必讀，並主動聯係本刊，2006年9月編輯出版了李美皆的批評文集《容易被攪混的是我們的心》，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樣的國字號大牌文學出版社能為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新銳批評家出“本版”評論集，近些年還是極為罕見的。還有近些年露麵的唐小林、何英、趙月斌、石華鵬、狄青、梅疾愚、嶽雯、劉衛東、陳豔群、楊光祖、閻小鵬、嚴英秀、牛學智、吳景婭、李夢、金赫楠、唐德亮、郭玉斌等，多為三四十歲的才俊，已經構成了本刊意氣風發、頗具亮點的人文風景線。
高 麗：今後刊物有什麼打算？
黃桂元：堅守，承擔，付出，一如既往，接受挑戰。資本稱霸、經濟唯大、娛樂至上的大眾文化時代，文學已成小眾，然而，自身的蓬勃生命力仍難以抑製，比如，僅長篇小說年產量就早已突破四千部，其間批評期刊也在悄然跟進，一是作協、文聯內部的批評刊物出現了，比如湖北、山西作協等，二是文學原創期刊也在加大批評文章的“份額”，比如《花城》《中國作家》《大家》等都設立了批評欄目。與學院的理論刊物不同，《文學自由談》注重文學話題的當下性，真正是當代文學現狀的晴雨表，它不搞理論的纏繞、廉價的捧場和無關痛癢的喝彩，也許其中有些文章比較通俗，比較淺顯，甚至比較情緒化，大多數必然會消失於文學史的視野，但這樣的文章是不可或缺的，起到了文壇哨兵和輕騎兵的作用。
這些年，一直有熱心的作者、讀者向我們建議，《文學自由談》的版麵容量太少，應該改成月刊。前不久，《文藝報》主編梁鴻鷹見到我，也曾提到過這件事，限於種種原因，我們暫時沒有這樣的考慮。一切順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