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麗：據我所知，您屬於“文革”後恢複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曆史上俗稱“七七級”，從南開大學畢業後，您沒有回到編輯崗位嗎？
黃桂元：“七七級”和“七八級”的學生，可以說經曆複雜，年齡各異，於是有個規定，工齡超過五年者可以帶工資上學，我們班，女作家趙玫和我都屬於這種情況。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天津市委宣傳部工作了近六年，但內心深處始終難以割舍寫作情結，喜歡文學氛圍更濃的環境，便幾次向領導提出離開機關，終獲批準，當時不少同事、同學用“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道理勸我慎重行事，我還是來到天津文聯，可以說義無反顧。在理研室工作了一年，後被調到《藝術家》雜誌當編輯部主任。九十年代中期，時任《文學自由談》副主編的任芙康曾讓我幫忙看自投稿，印象最深的是處理過四川高校張放教授的一篇稿子，談對巴金《隨想錄》的評價，題目是《關於〈隨想錄〉的隨想》，當時巴金的聲望非常高，張放的不同意見顯得有些大膽，發表後立即引起文壇內外的反彈，《文學自由談》也意外地成了矛盾的漩渦，說實話，我以前真沒有想到《文學自由談》會有這樣的影響力。
高 麗：我讀大學的時候，就知道天津有一本品牌雜誌《文學自由談》，有文學批評界“輕騎兵”的雅稱，由於開本小，還曾與《讀書》《隨筆》《文史知識》並列，被稱為人文期刊的“四小名旦”。
黃桂元：《文學自由談》創刊於1985年，至今已走過了三十載滄桑歲月。這是一本積極介入文學現場的小開本批評刊物，始終倡導一種即時、及物的近距離文學批評，它的辦刊思路和使命很簡單，以文學批評而不是以學術研究的姿態，搭建一個可以見到各種話題、聽到不同聲音的批評平台，它的曆史見證了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發展軌跡。具體到《文學自由談》，現階段的中國文壇其實並不缺少思想厚重、學理規範、言說嚴謹的文學理論刊物，我們這本以話題為主隨筆化的批評雜誌，力求向當代文壇強調一種海納百川、吞吐萬象的批評氣度，營造一個區別於一般批評刊物慣常路數的獨特存在，在眾聲喧嘩、多元共生的當代文壇，我們不希望這本雜誌是一支靜態的“守島部隊”，而是一支自由、剽悍、高效的“輕騎兵”，馳騁在當代文學批評的前沿陣地。
《文學自由談》創辦之初由著名作家馮驥才、評論家滕雲任雙主編，這也是嚐試，最初是季刊，影響大了，就改成了雙月刊。從九十年代中期，刊物由任芙康執掌帥印，傾注了半生心血，也為刊物奠定了獨特的品牌個性。刊物的編輯陣容一度很強大，比如趙玫、王緋、李晶、劉敏等女將，都是一個時期的實力派青年作家、評論家。2004年夏天，我由《藝術家》調到《文學自由談》任副主編，做任芙康老師的助手，近幾年又做執行主編、主編，深感責任重大。
高 麗：感到責任重大，也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都有了變化。放眼當今期刊市場，各類雜誌千姿百態，處境也是千滋百味，一言難盡。套用一句曾經很流行的名言：辦刊難，辦文學刊物更難，辦文學批評類刊物尤其之難。
黃桂元：有一個詞已經用濫了，但我一時還找不到更適合的詞可以代替，隻好再重複一下：“堅守”。多數文學雜誌的命運起起落落，浮浮沉沉，昨日還大紅大紫，轉瞬間已是明日黃花，一片滄桑景象。回顧本刊所走過的曆程，令人百感交集。現在的文學理論刊物，多與高校合作，本刊隸屬於文聯，非作協係統，這意味著文學不是單位的主業，辦刊經費一直不足可想而知，通過種種努力，刊物沒有沉淪於困境，這些情況就不多說了。進入社會轉型期以來，文學期刊作為當代作家作品的主要載體，日益受到大眾文化為主潮的閱讀市場的擠壓，位置越來越邊緣，能夠數十年如一日地“堅守”文學評論陣地的刊物，寥若晨星。《文學自由談》一路顛簸地走到今天，始終堅持辦成“一本不收取分文半免費的刊物，一本努力表達文壇民意的刊物，一本被視為文壇窗口的刊物，一本特立獨行、充滿激情的刊物，一本有名人奠定品牌、由非名人保持銳氣的刊物，一本有眾多大知識分子與眾多小知識分子自費訂閱的刊物”的思路，褒貶也好，毀譽也罷，眾多作家、批評家和文學愛好者一直沒有失去對它的關注和興趣，以至於作家王蒙曾如此感慨，“在我們的閱讀裏，有《文學自由談》與沒有《文學自由談》是不一樣的”，這樣的評價並非溢美，而道出了一種實情。
高 麗：據我所知，有的被尖銳批評過的名家，非常惱火，甚至揚言要與你們“法庭上見”，好像最後都不了了之。
黃桂元：有幾次，我們已經走到了被訴訟的邊緣，但總是有驚無險。把文學內部問題交給法庭裁決，這種處理方法本身就有些滑稽可笑。事實上，文學批評的角色自誕生以來，一直處於貌似強大卻又不無尷尬的境地，這是中外都會有的文學現象。一些作家非常渴望借助批評為自己點讚揚名，而難以忍受批評界對自己的忽視和冷落。同時，又從骨子裏瞧不起批評家，認為創作與批評並不對等，永遠是從屬、附庸關係，甚至還有人把批評家比喻為“食客”“馬蜂”“虱子”等等。因此，批評家要想得到作家和讀者的尊重，首先要自重。
高 麗：《文學自由談》創刊三十年，鋒芒畢露，“一意孤行”，不改初衷，確實體現了一種非同凡俗的辦刊理念。顯然，批評刊物要有自己的定位很重要。
黃桂元：在我看來，一本批評刊物，在普通讀者中或許可以是小眾，但如果在作家中依然是不被關注的小眾，就不大正常。批評刊物不應辦成文學研究刊物，隻給圈內少數受過專業理論訓練的人士來讀，比較專業的文學研究刊物當然也是需要的，但不可泛濫成災。你可以發現，如今的文學批評期刊置身其間的是一個新的以前沒有出現過的學術環境。這個環境由什麼構成？基本上是由大學構成，更明確地說，文學批評的中心如今已經由作協轉移到了學院，而現在的學院評價體係又深深影響了文學批評期刊的辦刊方針。在大學評價體製下，學院化的批評好像能夠扭轉期刊的非學理化傾向，但也正像一些有識之士指出的，是有不少都是偽學理，文本並沒有細讀，很快就過渡到理論，而且它所津津樂道的理論與文本是遊離的，與作家的寫作兩張皮，往往使人望而生畏，然後是望而生厭，常常不被作家當回事。對於生機勃勃、氣象萬千的文學現場，批評刊物應該能夠接文學地氣，與作家的寫作息息相關，永遠保持對文學現場的一種關切，一種介入，就像法國批評家蒂博代說的，文學批評應該表達一種“自發的批評”的聲音，要熱烈地愛，還要清醒地說。它需要的不是學者日積月累的卡片，而是機智、敏感、生動、迅速的反應，是那種剛出爐的滾燙的現場批評。現場批評本來就不是為後人寫的，卻可以為未來的經典作品研究和文學史研究作篩選、作鋪墊。沒有現場批評就沒有學術的進一步深入，或者說沒有成千上萬的充滿爭議的見仁見智的現場批評，就沒有後來的文學史研究。所以蒂博代認為，不同的聲音要比單一的聲音好，對話要比獨白好，爭議要比一潭死水好，批評者可能由於來不及深入思考而犯有某種偏頗和疏漏，甚至有一些誤解甚至謬見，也無需大驚小怪，因為這是來自現場的還來不及冷卻下來的直接感受，它會帶來這一種活力四射的互動，與作家的互動，與讀者的互動，但很可能不是與少數專家的互動。一句話，批評要具備有效性，否則還不如沒有批評。
此外，我認為文學期刊應該體現一種大自在境界，可以盡可能容納多元的各種麵貌，各種聲音，各種性情，各種趣味。記得一位詩人這樣說過：對於作家創作而言，團結是一種力量，不團結也是一種力量，歐美文學，俄羅斯文學哪有那麼多大團結？作品的百花齊放，批評的百家爭鳴，才是最真實最有包容性的大合唱，才是最高意義上的和諧。某種意義上，我同意這種說法。
高 麗：一些讀者對我談起過他們的不理解，開篇打頭的“特約”欄目，為什麼總是李國文老師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