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軌跡與編輯的“堅守”
名刊名編訪談
作者：黃桂元 高麗
黃桂元：1982年畢業於南開大學中文係，2005年結業於魯迅文學院第五屆（文學理論與批評）高級研討班。現為天津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文學自由談》主編，文學創作一級。曾在百餘家海內外報刊發表小說、散文、隨筆、詩歌與文學評論250萬餘字，部分作品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作家文摘》《讀者》《文摘報》等轉載，十餘次入選各種年度最佳散文或隨筆選本，已出版長篇小說、文學評論集、散文隨筆集、作家評傳多部。
高 麗：1996年畢業於南開大學中文係，《今晚報》文化部主任助理。
高 麗：今天的話題主要是圍繞《文學自由談》展開。還是從您的編輯生涯聊起吧。聽說您二十歲就做了文學編輯，那應該是1976年初的事，想起來，真是夠遙遠，夠漫長的。什麼原因使您這麼早就幹上了這一行？
黃桂元：說來話長。我十五歲就告別中學校園到河北石家莊當兵，開始有一些小詩小文發表，1975年在《天津文藝》（前身為《新港》雜誌）發表了小敘事詩《征途萬裏》，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天津、安徽等多家電台作了配樂朗誦，引起編輯部的重視。轉年二月我複員回津，二十歲出頭，當時的身份隻是一個與任何編輯都無一麵之緣的外省業餘作者。按規定，學生兵通常應該分配到工廠當工人，等分配的日子閑得無聊，之前我聽說我那首小敘事詩的責編是肖文苑，就去了一趟《天津文藝》想表示一下感謝。這個雜誌當時隸屬於文化局創評室，在一座西式的三層小樓辦公。我上樓怯生生敲門走進詩歌組，肖老師出差在外，我諾諾退出下樓，一個人漫無目的地走在大街上。突然想，肖老師不在認識一下其他編輯不是也可以嗎？這個念頭促使我再次上樓，自報家門，屋裏隻有時任詩歌組長，後來成為副主編的陳茂欣。陳老師先是一愣，接著眼睛放光，立即讓我把自己的基本情況寫一下，並留下家庭住址。我以為那隻是編輯部通聯作者的慣例，也沒多想。不料兩天後陳老師親自找到我家，說文化局創評室研究決定把我調入《天津文藝》，需要征求一下本人意見，我像是做夢一樣，我一生的職業走向也由此被改變。我也常常感慨，假如我沒有再次去編輯部，或者去了編輯部而見到的不是陳茂欣老師，此後的人生之路必然會改寫。聽一些同事說，那天我第一次來過編輯部離開後，陳茂欣在每個編輯室都轉了一圈，說“黃桂元複員回天津了”，欣喜之情，溢於言表。陳茂欣是一位著名的性情詩人，我相信他完全做得出來。陳茂欣已故去多年，但永遠是我的恩師。
高 麗：由退伍兵一步邁進文學專業部門，成了一位正式編輯，這個跨度太大了。
黃桂元：在那個年代，許多寫過一兩篇作品的工農兵業餘作者搖身一變就成了專業文學工作者，屬於一種不正常的“新生事物”，我隻能說自己很幸運，但我的幸運並不是個案。
高 麗：當詩歌編輯，眼界不同了，少不了會與一些著名詩人、作家打交道，在編輯與作者的稿件來往中，您一定有過記憶深刻的往事。
黃桂元：當然有。過去自己仰慕的一些名家，現在成了可以直接閱讀、處理他們手稿的作者，那種感覺妙不可言。隻是1976年，全國範圍內的文學雜誌很少，詩歌水平也不高，多為公式化、概念化、高分貝、口號式的作品，當時比較活躍和醒目的，除了軍旅老詩人李瑛的詩至今為人稱道，大多早已在大浪淘沙中沉寂、消失。在編輯部，我主要是看自投稿，類似於實習編輯吧。這期間，先是趕上了唐山大地震後的支援災區抗震采訪，又因為年輕沒有家庭拖累，被抽調為天津市“普及大寨縣”工作隊成員，在寶坻縣農戶勞動、生活了十個半月。我的詩歌編輯生涯，也隻是做了一年，不過，還是有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前幾年，讀到賀紹俊先生刊於《芳草》上的《鐵凝評傳》，我有些好奇，特別想了解一下著名女作家鐵凝在當年文學創作起步階段有過怎樣的經曆。我的好奇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鐵凝是以數量很大且頗具特色的長、中、短篇小說而稱譽中國當代文壇的，但說到她的早期寫作，大家就可能比較陌生了。《鐵凝評傳》告訴讀者，鐵凝“處女作”是作家高中時代的一篇作文，題為《會飛的鐮刀》，1975年被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兒童文學集《蓋紅印章的考卷》。此後鐵凝下鄉插隊，至1979年調到保定市文聯當編輯之前，在農村度過了大約四年的知青歲月，其間發表過幾個短篇小說，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我感興趣的《鐵凝評傳》記述的鐵凝早年一段鮮為人知的寫詩“小插曲”，我不僅是這段“小插曲”的知情者，最直接的見證者，甚至可以說是“實施者”——親手編發過她唯一正式發表過的一組詩歌。我推算，這組詩即使不算是鐵凝的處女作，也大致不會晚於她最初的小說創作。
高 麗：鐵凝寫過詩？我也是第一次聽說。
黃桂元：許多著名作家早年都曾有過寫詩的經曆，這不新鮮，我調侃過這樣一種現象，詩歌是文學青年的青春分泌物，幾乎無人幸免。《天津文藝》詩歌組有三位編輯，陳茂欣、肖文苑都已四十開外，我年齡最小。記得1977年那個夏季格外炎熱，沒有電扇，更沒有空調，屋裏皆為須眉，大家穿著短褲和跨欄背心揮汗如雨地看稿子，動作也都相似，一隻手把扇子搖個不停，另一隻手不住地用毛巾抹臉，陳老師還多了一個動作，不時摘下眼鏡，擦一擦汗濕，現在想起來，那一幕場景仿佛曆曆在目。
一次，我從一堆自投稿中發現了一組詩，題目叫《豐收紀實》，大約有四五首，很工整地抄在那時候常見的小方格稿紙上。作者為河北博野縣的一位下鄉知識青年，署名“鐵凝”。按其簡介估算，年齡超不過二十歲，名字像是男性，但娟秀的字體、細膩的語感，以及反映的皆是農村鐵姑娘的勞動精神麵貌，又讓人想到很可能是一位女作者。我選了其中的《澆麥小唱》《割麥曲》《分量》三首詩，二審、終審順利通過，並刊載於1977年《天津文藝》第十期。這組詩的文學水準，以今天的審美眼光觀之，坦白地說，問題比較突出，比較明顯的，是公式化的集體腔調抑製了個性表達，這也屬於那個時代詩歌寫作的通病。若放在當時的詩歌語境來看，我們倒是會有另一種發現，作者在巧妙營造詩意和在詩裏融入敘事元素方麵有個人特色，其語言表達也稱得上清新流暢，訓練有素。比如《分量》一詩中有這樣幾句：
鐵姑娘車隊拉著棉花進村，/馬兒像拱著藍天駕著白雲。/唱著卸車，笑著入庫，/庫外是銀山，屋內灌滿銀。//管理員剛要鎖門，/隊長說：“等等！”低頭拽起衣襟，/她摘下沾在身上的一瓣棉花，/花瓣輕輕地飛進庫門。//姑娘們學著隊長，/也細細查看全身。/無數朵小小的銀花，/都飛進大隊的銀囤。
作者固然生疏於對變形、象征、意象、隱喻等現代詩歌基本手法的運用，卻懂得如何觀察、捕捉、利用生活細節為詩歌服務，其敘事能力也有優勢，是那些僅僅擅長抒情造勢的詩作者所欠缺的。鐵凝發表詩歌，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之後，新時期詩壇並沒有誕生青年女詩人鐵凝。賀紹俊的解釋是，“鐵凝顯然意識到了自己的長處所在，她就沒有在詩歌上花太大工夫，她幹脆將詩歌徹底放棄，專門鑽研小說寫作”。應該說，賀先生的解釋還是中肯實在的。鐵凝的這段寫詩“小插曲”，在其有關創作研究和資料介紹中幾乎無跡可尋。或許在評論界和作家本人看來，這組詩發表於“文革”結束不久的文學撥亂反正時期，實難彰顯作家的整體文學成就，不足觀，不足道，不提也罷。這是可以理解的。古已有之的中國文人意識裏，為“尊者諱”、為“賢者諱”是一種根深蒂固。延續至今的倫理“潛規則”。但我還是覺得，曆史老人永遠會對實情充滿敬意，而不論其事情之大小，事由之巨細。退一步說，類似“小插曲”作為作家早期文學寫作的熱身與嚐試，是很正常的，即使再偉大的作家也有可能寫出過自己的青澀之作。而呈現作家的寫作實情，既是對讀者的尊重，也是對曆史的負責。在這一點上，與其說是評傳作者賀紹俊尊重曆史細節，不如說是“不悔少作”的作家鐵凝本人有著更為清醒，也更為通透的文學胸襟。前幾年，我有機會與鐵凝聊天，提到早年那組詩，她並未諱莫如深，而是爽朗一笑，“哦，感謝我當年的責編”。在另一個場麵，她對在場人這樣介紹我：“這是我的責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