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北大的“功狗”
在紀念北京大學建校五十二周年座談會上，傅斯年說出這樣一番妙語：“夢麟先生的學問不如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元培先生高明；我的學問比不上胡適先生，但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這兩位先生辦事，真不敢恭維。”一旁的蔣夢麟插話道：“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不過是北大的‘功狗’。”“功狗”雲雲，是指其會辦事也。
傅斯年辦事高明，高明就高明在他既有原則性又不失靈活性。
傅斯年有一個特點：愛才如命，求賢若渴。他受命籌建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時，曾四處網羅人才。不惜代價，費盡周折，請來了赫赫有名的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分別擔任曆史組、語言組和考古組的主任。
1929年史語所遷北平後，所中學者紛紛去北大、清華兼課，貼補家用。課兼多了，研究院的本職工作難免受到影響。於是，傅斯年提出，史語所成員不得在外兼課。可趙元任、陳寅恪對清華大學感情極深，堅持在清華兼課，否則，寧可辭去史語所工作。兩位大師，傅斯年得罪不起，隻得對自己的話做了如下修正：“隻有你們二位可在外麵兼課，別人都不許。”由此可知，傅斯年辦事是兼具原則性和靈活性的。
傅斯年與陳寅恪私交甚好。兩人在柏林大學讀書時，交往密切。因兩人都嗜書如命，自律甚嚴，曾被當時的留學生們譽為“寧國府門前一對石獅子”。
抗戰時期，傅斯年雖患有高血壓等多種疾病，但卻拖著病體無微不至關心著陳寅恪。每次跑警報，別人往外跑，他卻晃著肥胖的身子，往樓上爬，因為陳寅恪住在三樓，他要把陳攙下樓。在傅斯年身邊工作的那廉君留下這樣的回憶：
“孟真先生對朋友非常關心，抗戰期間，在昆明的時候，我們都住在雲南大學前麵的靛花巷，西南聯大陳寅恪教授那時候住在三樓。陳教授對空襲警報最為注意，他的口號是‘聞機而坐，入土為安’。‘機’指飛機而言；‘入土’者，入防空洞也。因為當時靛花巷樓下空地上挖有一個防空洞，但經常水深盈尺，陳教授不惜帶著椅子坐在水裏邊，一直等警報解除。每次警報一鳴，大家都往樓下跑，甚至於跑出北門，孟真先生卻從樓下跑上三樓，通知陳教授（因為有時候陳教授在睡早覺或午覺），把陳教授攙扶下來入了洞。”
傅斯年與陳寅恪堪稱知音、密友，即便如此，傅斯年對陳的“特別關照”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在外兼課，可以；當倘若陳寅恪不能在所中上班，則隻能拿兼職薪水，而不能領專任薪水。
1942年6月，陳寅恪人在桂林，而中研院總幹事葉企孫卻致信傅斯年，打算聘陳為史語所專職研究員：“以寅恪夫婦之身體論，住昆明及李莊均非所宜，最好辦法，似為請彼專任所職，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
葉企孫關心戰亂中貧病交加的陳寅恪，傅斯年感動當然也支持，但他提醒葉企孫，聘陳寅恪可以，不過，由於陳遠在桂林，不能在所裏上班，所以隻能聘陳為兼職研究員，拿兼職的薪水。為使葉明白自己的苦心，他在信中有這樣的解釋：
“弟平時辦此所事，於人情之可以通融者無不竭力，如梁思永此次生病，弄得醫務室完全破產。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張本院應竭力努力，弟固以為應該。然於章製之有限者，則絲毫不通融。蓋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
傅斯年的話合情合理，葉完全同意：“關於寅恪事，尊見甚是，請兄電彼征詢其意見，倘彼決定在李莊工作，清華方麵諒可容許其續假也。寅恪身體太弱，李莊昆明兩地中究以何處為宜，應由彼自定。”
本來，事情至此已塵埃落定。沒想到7月下旬，傅斯年從某辦事員的信中獲悉葉改變了主意。該辦事員在信裏透露這樣一個信息：“葉先生函商院長聘陳寅恪先生為專任研究員，月薪六百外加薪四十元，院長已批準照辦。俟葉先生將起薪月日函複核，聘書即當寄貴所轉寄桂林也。”
說好了的事，又反悔，且事前也不和身為所長的傅斯年溝通一下，對此，傅斯年很光火，他想，等聘書寄到李莊，先將其扣留，再和葉企孫理論。
沒想到葉企孫料到傅斯年有這一著，他索性將聘書直接寄給了桂林的陳寅恪。這下傅斯年坐不住了，他向葉企孫發了一串聲明：一、弟絕不承認領專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莊之前，遽發聘書，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無異許其在桂林住而領專任薪。此與兄複弟之信大相悖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