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致命的“誤讀”——對胡風集團冤案的一點思考
胡風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具悲劇色彩的知識分子，胡風集團冤案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領域最大的冤案。有人認為，舒蕪關鍵時刻的“反戈一擊”導致了冤獄的最終發生，晚年的舒蕪在“口述自傳”中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由我的《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雖非始料所及，但是它導致了那樣一大冤獄，那麼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慘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時期的幾乎全部的好友，特別是一貫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風，我對他們的苦難，有我應付的一份沉重責任。”
盡管對冤獄的最終形成，舒蕪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但我認為，倘若胡風對上層的意圖沒有發生一而再再而三的“誤讀”，這場悲劇說不定可以避免，至少存在著這種可能。雖說胡風自己即使在1955年沒有被打成反革命，以他的性格和脾氣也一定難逃“反右”、“文革”兩大劫，但作為集團的冤獄也許不會發生。
“他們對無恥向有懷疑。”
1952年，《長江日報》發表了舒蕪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文章讓胡風十分震怒，因為舒蕪在此文中不僅徹底否定了自己，且自命為路翎等人的同道，向他們發出號召：“但是，我想，從今天起，從頭開始，再來學習，還是來得及的。並且，我希望路翎和其他幾個人，也要趕快投身於群眾的實際鬥爭中，第一步為自己創造理解這個文件的起碼條件，進一步掌握這個武器。……”
一開始，胡風在得知舒蕪寫了此文後，雖很憤怒，但也給予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在給妻子梅誌的信中，胡風寫道：
“剛才得守梅自漢口來信，說方管寫文章否定他過去，而且把我們也否定在內，那就是以出賣我們來陪他的意思。綠原、曾卓都氣憤得很。你看，這小書生，就這麼經不起，露出尾巴來了。我和嗣興都很坦然，隻覺得他本來會有這一結果的。然而，居然走到了這一結果，一方麵是他自己的事，一方麵是這個文壇底壓力底罪過。”
你看，胡風雖然憤怒，雖然鄙視舒蕪的膽怯、懦弱，但多少還有一點體諒，也就是把舒蕪的屈服，部分歸咎於“這個文壇底壓力底罪過”。胡風此時為何能這樣冷靜這樣大度呢？因為他覺得舒蕪不過是一個小角色，興不起風作不成浪，寫這樣一篇自我否定的文章，除了暴露自己的卑怯，不會有多大的作用，對他胡風的處境和文壇上的地位都構不成威脅。然而後來不久，他收到周恩來的一封信，這才知道，舒蕪的這篇文章，給高層留下了很深也很好的印象，而他胡風則因此完全陷入被動，這樣一來，他對舒蕪那一點的體諒也就蕩然無存了，剩下的全是義憤填膺了。
周恩來的信是由周揚轉交給胡風的。信中寫道：
“5月4日你給我的來信和附件均收閱。現知你已來京，但我正在忙碌中，一時無法接談。望你與周揚、丁玲等同誌先行接洽，如能對你的文藝思想和生活態度作一檢討，最好不過，並也可以如你所說結束二十年來的‘不安情況’。舒蕪的檢討文章，我特地讀了一遍，望你能好好讀它幾遍。”
解放後，胡風一直滯留在北京，多次想約見周恩來，因為周是最關心最了解他的人。胡風相信，有了周恩來這張王牌，他完全可以突破周揚、馮雪峰等人對自己的封鎖。那一階段，胡風一直拒絕檢討，因為他認為周恩來是了解自己對黨對人民的一片赤忱，所以，他非常渴望和周作一次長談。可以說，正是因為對周恩來抱有很大的希望，胡風才敢於要求和周揚、馮雪峰等人作公開的大範圍的討論——正如他在信中所說：“總之，我表示了破釜沉舟的意思。要麼，公開論戰，要麼，一聲不響。總之，最後是改行或沉下去不響。我拋了出去，要他們考慮。”然而，這次周恩來來信，要他多讀舒蕪的文章，意思再明顯不過，也就是要他胡風向舒蕪看齊——全麵、徹底否定自己。胡風的計劃完全被舒蕪這篇文章攪亂，更難堪的是，即使是出於應付，他也不得不違心地寫檢討了。本來，周總理是他胡風的“後盾”，而由於舒蕪反戈一擊，周總理站到了周揚們那一邊。可以說，舒蕪的半路殺出，“臨陣倒戈”，粉碎了胡風最後的幻想，瓦解了他所有的努力。這時候的胡風，對舒蕪恨之入骨也就不難理解了。
等到舒蕪再接再厲寫出《致路翎公開信》，胡風對舒蕪的憤怒達到極點，此後，胡風在書信裏再也不提舒蕪的名字，而是用“無恥”一詞指代他，在給梅誌的信裏，胡風對舒蕪破口大罵：
“他的公開信，那個《報》，下期要發表了。裏麵明打嗣興（路翎），暗殺我，造謠汙蔑，陰毒得近乎畜生。最最無恥的是：說《論主觀》是和嗣興‘合作’寫出來的。還有其他的他的論點，也是說從嗣興得來的。把自己說成一個受了毒害的人了。……”
舒蕪在文章裏徹底否定自己，全麵投降，放棄抗爭，說明他確實是一個善於並勇於見風使舵的人，其人格讓人不敢恭維。但問題是，在當時的情況下，舒蕪不如此也就過不了關。胡風說舒蕪是“想用別人的血洗自己的手”，恐怕是過激之詞。因為舒蕪要全麵否定自己，當然要牽扯到胡風和路翎。如果胡風明智一點，聰明一點，他應該能從舒蕪的文章學到一點“防身之術”，那就是隻有全麵否定自己，才有可能找到出路。事實上，一個不願全麵否定自己的知識分子，在解放後的曆次運動中都很難過關，而胡風就是一個不願全麵否定自己的人。梅誌《胡風傳》裏有這樣一段話：
“他雖然聽了這麼多作家的檢討發言，又有舒蕪‘嫁禍於人’的高明做法，按說應該有所啟發和借鑒了吧。但他還是認為，一切都可以慷慨放棄，唯有有關文藝創作方麵的問題，絕不能輕率地來個順水推舟，說上幾句時髦話，全盤否定自己，以達到順利過關‘活下去’的目的。”
胡風的堅定、不屈固然令人尊敬，但在當時，這樣不肯趕時髦，不肯否定自己的文藝觀（尤其是這一文藝觀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衝突）的人，必然會被打入另冊。
胡風可以不效仿舒蕪“見風使舵”的做法，但他至少應該對舒蕪的“全麵否定自己”持一種“理解之同情”——因為，在我看來，舒蕪那樣做更多是出於無奈，想“逃生”，隻好否定自己作踐自己了。換句話說，舒蕪這樣做，是為了自救，而不是想和胡風過不去。
另外，當時文藝界領導胡喬木、林默涵對舒蕪的態度也十分曖昧，這使得胡風錯誤地認為，上層不會重視舒蕪的“反戈一擊”的。
在給梅誌的信裏，胡風這樣說：
“無恥公開信發表了。我還沒有看到，回頭就可以看到了。……
“昨天，林副長（指林默涵）來約到公園談了五個鍾頭。明白了：他們對無恥向有懷疑，有的說是從延安出來的；劉鄧大軍過後他從家鄉‘逃’出來的事，他們也曉得，大概還成為懷疑根據之一；到底是否叛徒，說還不明白，也就是不願現在就公開；說決不會受他的挑撥，木字領導（指胡喬木），請我放心雲。又說，路有貢獻，而無恥隻有錯誤，基本上不同雲。”
從以上文字可看出，胡風認為文藝界領導對舒蕪並不信任，所以，胡風懸起的心又放下一半，在他看來，倘若舒蕪有曆史問題，那高層領導可能要重新考慮舒蕪的“反戈一擊”，這樣，他胡風的處境恐怕又有了峰回路轉的可能。於是，對背叛了自己的舒蕪，胡風不僅憤怒而且極為輕蔑。正因為胡風對舒蕪極為憤怒且輕蔑，才發生了下麵這不該發生的一幕。我認為，胡風的悲劇與這一幕有很大的關聯。
1954年夏天，舒蕪、聶紺弩、何劍熏在北京一家餐廳吃飯。飯後，聶紺弩提議去看胡風。結果，胡風看到他們後，立即對聶紺弩說：“老聶，你也事先不通知一聲，什麼人都往我這裏帶。我這裏，不是那些混賬東西可以來的。”舒蕪被罵出來後，恨恨地對聶紺弩說：“他別厲害，我手裏還有他的信呢！”聶一聽，嚇得趕忙說：“那可不能啊！”
舒蕪將胡風私人信件上交的行為不能讓人原諒。但倘若胡風沒有當麵斥罵舒蕪，我想他或許不至於做出這一越過了道德底線的行為。人有臉，樹有皮，被胡風當眾斥罵，舒蕪惱羞成怒，做出了最不該做的事。胡風太憤怒了，他認為舒蕪的檢討就是對他胡風的背叛，所以在書信裏一再痛斥他；胡風太自信了，他認為上層並不信任舒蕪，所以當眾毫無顧忌地將其臭罵一通，結果引火燒身。
在交出胡風私人信件之前，舒蕪的檢討行為還屬於自救，胡風不該以如此激烈的語言當眾斥罵他。胡風自己可以堅持原則，不放棄自己的文藝觀，但他不能要求別人也和他一樣做“殉道者”。不管怎麼說，胡風都不該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候激怒舒蕪，從而讓對方做出喪失理智和良知的“交信”行為。在我看來，舒蕪的這一行為，正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1955年4月15日，父親向中央交出了他的第三稿《我的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中央的認可。可是，形勢在急劇地變化著。就在4月3日，潘漢年被捕了，而在這之前，楊帆就已被捕。‘潘楊反革命集團案’浮出水麵，由於胡風過去與潘漢年的關係，對胡風的鬥爭自然也必須升級了。舒蕪審時度勢，向前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成為時代所需要的‘起義英雄’。這就是署名舒蕪的《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的出台。”這篇文章的按語出自毛澤東筆下，他老人家一錘定音給“胡風事件”下了結論：“從舒蕪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