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沒有舒蕪所揭發的這批材料（私人信件），對胡風的鬥爭即使升級，也不會上升到“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的高度，至少不會牽扯到那麼多的人，釀成那麼大的悲劇。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寬。如果胡風能把對舒蕪的憤怒埋在心裏，或者對其“檢討”持“理解之同情”，不當麵斥罵他，那多少人的曆史或將改寫。
曆史充滿了偶然性，充滿了這樣詭譎的玄機。
“他才意識到中央的態度並非如他所想。”
胡風的文藝觀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相衝突之處，胡風不承認自己“反對”《講話》，但也不肯完全接受《講話》，所以，他一直在為自己的文藝觀辯解，認為自己的文藝觀和《講話》是貌離神合，他和蔡儀辯，和喬冠華辯，最後是和周揚、林默涵辯，而爭辯的對手都是意識形態官員，基本上都代表官方立場，這樣一來，胡風的爭辯隻能以失敗而告終，且給人留下“不接受批評”、“頑固到底”等不良印象。晚年的胡風意識到自己對《講話》的態度是不對的，但為時已晚，悲劇已發生，一切已不可更改。
1943年，馮乃超在重慶鄉下召開了一次小型座談會，學習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會上，胡風和蔡儀發生了爭論。胡風在晚年撰寫的《回憶錄》裏寫到了這件事。
“在鄉下，我參加了文工會召開的業務會議，共三天。似乎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乃超在鄉下召開了一次小型的座談會，是為了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那時，這著作已傳到了重慶，我們很多人都看到了。乃超約了十來個人，除他和我外，記得有蔡儀，其他人就不清楚了。好像是，一開頭就涉及到了培養工農兵作家的問題。要我說話，我就提出了毛主席指示的‘根據地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我們在國民黨統治下麵的任務應該是怎樣和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反動文藝以至反動社會實際進行鬥爭，還不是，也不可能是培養工農兵作家。蔡儀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舉出的例子是：文工會有一個勤務兵就被提升為少尉副官（他的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念過幾年書，就讓他當了文書）。他的意思是，在國民黨統治下培養工農兵作家是做得到的。問題討論不下去了，大家隻好隨便談了談，不了了之。以後沒有再為此開過會。
“這個會當然是要看看大家對這部著作的認識和態度的。相比之下，我的態度就差多了。連蔡儀都還能舉出勤務兵提升為副官的例子，我卻用‘環境和任務的區別’這一條說明了在國統區寫工農兵為工農兵的困難性，一點也不懂得應該對此采取完全的擁護態度。我實話實說，結果，鄉下的會不再開了，後來城裏的文工會或曾家岩也許為此開過會，也沒邀請我參加。我自以為理解了主席對國統區特殊情況的原則，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而忽略了其他幾個原則問題，如思想改造問題，普及與提高問題等。雖然在當時，我認為在國統區是無法解決某些問題的，但我至少應該從我對黨的態度和關係出發表表態吧。我卻沒有這樣做，依然停在舊知識分子獨行其‘是’的老路上。這樣，解放後就正式判定我為反對《講話》了。”
胡風在晚年承認自己對《講話》的態度和別人相比，“差多了”，“一點也不懂得應該對此采取完全的擁護態度”“依然停在舊知識分子獨行其‘是’的老路上。”胡風坐了二十多年的牢，痛定思痛，終於意識自己對《講話》的態度錯了，然而無論是在1943年的重慶還是在1949年後的北京，胡風都不肯承認這一點。正如梅誌在《胡風傳》裏說的那樣，對《講話》，胡風一直“不是當作黨內文件來學習，而是作為一種文藝觀點來體會的”。對胡風的錯誤，周恩來看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曾給胡風兩點忠告：“一是，理論問題隻有毛主席的教導才是正確的；二是，要改變對黨的態度。”周恩來確實很關心胡風，所以才這麼苦口婆心地勸誡他：在理論上不要堅持自己的觀點了，要無條件接受《講話》；不要和代表黨的意識形態官員進行爭辯。遺憾的是，這兩點，胡風都沒做到，他既沒有把《講話》當作黨的文件來學習來貫徹執行，也一再不買意識形態官員們如周揚、馮雪峰、林默涵等人的賬，不承認他們是權威，不服他們的管，不接受他們的批評。
胡風太自信了，他總認為自己掌握的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周揚等人的文藝觀則是反馬克思的。他認為上層批評自己、冷落自己完全出於誤會，出於被周揚等人的蒙蔽，所以，解放後，他一直“企圖通過高層對話來超越周揚、馮雪峰等人”，關於這一點，陳思和先生的闡述十分清楚、準確：
“當然，胡風在抗戰中仍然得到了中共領導的支持，他主編的《七月》也仍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胡風始終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異端角色已被派定，他的不斷把自己看作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正確方向的努力和幻想，注定將得到極為痛苦的挫敗與打擊。從另一方麵說，我們也沒有足夠的材料證明，中共領導一開始就把胡風放在敵對的位置上，確實是沒有的，否則就不能解釋周恩來多次從資金上支持胡風辦刊物。中共黨組織在四十年代末發起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有意識的批判，很清楚是為了提醒胡風要意識到自己的異端立場，暗示他這是一種錯誤，但並沒有把他一棍子打死的意圖。新政權成立後，有關方麵多次想安排胡風從事具體工作，但必須是在他人（周揚、丁玲、馮雪峰等‘黨’的化身）的領導監督之下工作，希望他在實際工作中逐步改變自己的異端立場，在黨的規範下發揮自己的作用。但胡風壓根就沒有意識到高層領導的這一個意圖，所以他才會一次次拒絕接受新政權對他的具體工作安排，而不厭其煩地要求直接與周恩來、胡喬木等人‘約談’，其實他是企圖通過高層對話來超越周揚、馮雪峰等人，讓最高當局直接了解他所掌握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的正確與能量，以便讓他發揮真正的‘戰鬥’作用。”（曉風選編《胡風家書》序言）
胡風不承認自己文藝思想有什麼錯，但他承認自己人事關係處得很糟，他認為，胡喬木、周揚、馮雪峰之所以要批判自己，要自己檢討，不過是想殺一下自己的威風，但又不好明說，隻好從自己的文藝思想方麵下手。在給梅誌的信裏，他談到了這一點：
“……還有，對我過去沒有處好人事，說了很多。不用說，是一個人事問題。但誰也不肯承認是人事問題。就是如此。上次談話中，他（指陳家康——筆者注）說，你向來批評人，現在就是要你也認一次錯。也就是所謂拿下架子的問題。這次不這樣明說了，改成了尊重毛澤東思想，檢查自己，是一件好事，雲雲。”
在胡風看來，要自己檢討，是那些曾被自己批評過的人（周揚等）想報複自己，讓自己也嚐一嚐被批評、作檢討的滋味，所以，對於他們，胡風不獨鄙夷其虛偽（不敢實話實說，而是口是心非），也藐視其力量（既然自己根正苗紅，又何懼其上躥下跳）。
正因為錯誤地懷疑周揚等人的權威性，正因為錯誤地認為高層領導能夠體察自己的忠心耿耿，正因為錯誤地判斷是周揚等人從中作梗使上層對自己的文藝思想有了不良的看法，胡風產生了向中央高層彙報文藝界真實情況的想法，再加上對當時“七屆四中全會公報”的“誤讀”，促使他橫下一條心，寫出了洋洋二十八萬言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俗稱“三十萬言書”），一方麵是表自己的忠心，另一方麵也是告周揚等人的“禦狀”。
梅誌《胡風傳》裏這段話證明了這一點：
“正在為朋友們有生氣的作品遭到如此命運而不平之時，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公報發表了。這本是針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所以，提到了黨內有的幹部滋長的驕傲情緒，必須提倡開展黨內正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不了解內情的胡風認為，既然中央發現了有問題，號召開展正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應該把幾年來文藝界不正常的情況直接地詳細地彙報給黨中央，把對理論問題的意見向中央提出報告，這才是響應黨的號召，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於是——
“從1954年3月到7月，父親在一些朋友的積極支持下，組織材料，再三斟酌，幾經修改，終於寫出了洋洋二十八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也就是著名的‘三十萬言書’。母親本想勸阻他，對他說，你是出自好意，可要是翻了下來，就了不得了！他笑笑說，我隻是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彙報情況，不會有什麼事的。憑著他一貫的執著和自信，不但沒有聽母親的勸，反要母親幫著抄了一部分稿子。”
“三十萬言”的第三部分為《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有七萬字，內容主要是抨擊周揚等人。胡風在文中指出，周揚等人對自己的壓製是有其曆史根源的。胡風通過舉例，試圖證明周揚等人在建國後，利用領導地位建立了“以周揚同誌為中心的宗派統治”，其主要手段為：“以樹立小領袖主義為目的”；“企圖人工地把自己首先造成毛主席文藝思想的惟一的正確的解釋者和執行者的統治威信”；“不斷地破壞團結，甚至利用叛黨分子製造破壞團結的事件”；“把文藝實踐的失敗責任轉嫁到群眾身上，以至竟歸過於黨中央和毛主席身上”；“犧牲思想工作底起碼原則，以對於他的宗派主義統治是否有利為‘團結’的標準”。胡風在文中斷定，“以周揚同誌為中心的非黨傾向的宗派主義統治，無論從事實表現上或思想實質上看，是已經發展成了反黨性質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