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飽受周揚等人的壓製，胡風的反擊顯得義憤填膺酣暢淋漓，而他最終也為這些激烈的言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57年，身為中國作協秘書長的郭小川在某位作家的發言稿中加了這樣一段文字：“……黨委托周揚同誌來領導文藝工作，因此反黨首先必須反對人——具體的就是周揚等同誌……通過周揚同誌等體現出來的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一條紅線。”郭小川的話隱含著這樣的邏輯：周揚同誌等體現出來的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一條紅線，反對周揚同誌，就是反黨。這樣的邏輯在當時是不許置疑的，而胡風恰恰不承認周揚能代表黨，甚至認為周揚是“非黨傾向的宗派主義統治”的首領，這種統治“已經發展成了反黨性質的東西”。既然寫出如此驚世駭俗、“大逆不道”的話，等待胡風的會是怎樣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胡風在“三十萬言書”裏最想澄清的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自己的理論問題，他想說明，周揚、何其芳、林默涵的文藝觀才有著重大缺陷，才是真正的反馬列的，然而，問題是，周揚他們其實並沒有屬於自己的文藝觀，所以，胡風對他們的批判和反擊反而暴露胡風自己和當時政治環境的格格不入，正如路莘在其《三十萬言三十年：1955—1985“胡風案”側記》一書中說的那樣：
“胡風最為用心爭辯的也是最想澄清的理論問題，看似屬於文藝問題的爭論，但其實質是，何其芳、林默涵所代表的並不是他們個人的一種文藝觀點，而是一種附和當時政治環境需要的文藝政治性要求，胡風對他們的理論的批判，看似個人間的爭議，卻是胡風與政治環境的對立。胡風對於文藝體製的建議，詳細周全。且不論他說的有沒有道理，以他當時的處境和身份，談論建製問題，隻能說是一廂情願。而他所說的文藝界有些人士的言行，也隻會加重他不利於‘團結’的印象。”
胡風的“三十萬言書”沒能扳倒周揚，反而讓自己吃了一記悶棍，其力量之大已讓他無法承受。
1954年12月8日，周揚做了著名的報告《我們必須戰鬥》。周揚在報告中嚴厲地指出：“胡風先生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有些人也是這樣地看他，因此就有特別的必要來說明他和我們之間的分歧。……胡風先生假批評《文藝報》和批評庸俗社會學之名，把關於文學的許多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律稱之為庸俗社會學而加以否定。表麵來看，在反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的問題上，在反對對新生力量的壓製態度的問題上，胡風先生是和我們一致的，而且特別地慷慨激昂。但是誰要看看這個外表的背後，誰就可以看到，胡風先生的計劃卻是藉此解除馬克思主義的武裝。”最後，周揚發出號召：“為著保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著保衛和發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著發展科學事業和文學藝術事業，為著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必須戰鬥！”
《人民日報》和《文藝報》很快全文發表了周揚的這篇戰鬥檄文。
胡風這時候才意識到，自己輸了，輸得一敗塗地，不堪收拾。
“父親知道，這樣重要的報告，當然是經過毛澤東批閱同意了的。這時，他才意識到中央的態度並非如他所想，怪罪的並不是周揚他們，而是他自己。正如母親所預料的，翻下來了。於是，他的精神陷入了困惑和迷茫，頭也疼得要命，無法運思。”
“父親覺得，這一定是他的報告起了作用，打開了缺口。”
1954年，“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寫了一篇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寄給《文藝報》，沒有被刊用，後，作者的母校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發表了此文。這件事引起了中央領導人的注意，要求《人民日報》轉載此文。《人民日報》當時的主編鄧拓已決定轉載此文，後來文藝界某些領導提出，《人民日報》是黨報，轉載此類學術性文章不合適，遂決定由《文藝報》來轉載。毛澤東知道此事後極為不滿，他給中央政治局寫了封信，批評某些“大人物”“甘心做資產階級的俘虜”，“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文章”，一場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批判運動由此拉開了序幕。運動的中心是批判《文藝報》及其主編馮雪峰，由於馮雪峰是胡風心目中封鎖、壓製自己的人員之一，所以，中央對馮的批判很自然地使他產生錯覺，以為是自己上交的“報告”（“三十萬言書”）起到了作用：
“父親覺得，這一定是他的報告起了作用，打開了缺口。他很關心這場批判，每次會必到，仔細傾聽會上的發言，聽《文藝報》領導馮雪峰、陳企霞的檢討……”
1954年11月2日，胡風給曾卓寫了封信，在信中，胡風樂觀地認為，“缺口”已被他的“三十萬言書”打開了：
“幾次聽到你關心情況的發展，我理解你的急切的心情，但這是得通過應有的過程的。你看，缺口不是已經打開了了麼？應該說發展得很快。當然，有‘人’乘機撈了一把，那是使人不快的，但大運動中必有這類現象。
“我是當作中央親自提出這個鬥爭看的。現在，各方麵應盡可能準備，在黨的原則上一步一步參加鬥爭，引向黨所要求的方向上去。這才是四中全會決議吹到這一線上來的。要相信黨。”
胡風對上層意圖的判斷是樂觀而錯誤的，因而也是致命的，正如學者路莘在其《三十萬言三十年：1955—1985“胡風案”側記》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樂觀的期待緣於他對於現實的幻想，對於現象的認識也都是他的錯覺。正如他以後對朋友所說的，他是自挖陷阱。正是他的不符實際的幻想和錯覺，使他將這個陷阱越挖越深。”
如果在這場批判《文藝報》運動中，胡風隻聽不說，作壁上觀，他還有一線逃過厄運的希望，然而，胡風卻加入了對《文藝報》對馮雪峰的聲討批判的“大合唱”中，不僅發了言，而且態度激昂，言辭尖銳，可謂咄咄逼人。胡風女兒曉風說，胡風本來不打算發言，是周揚等人勸他講話，他才開了口。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太可信，以胡風的倔強，如果他真不想講話，周揚是勸不動他的。他之所以發言，我認為有兩個原因：
其一，胡風誤認為，對《文藝報》的批評是“他的報告起了作用”，既然自己為這次批判運動提供了“導火索”——“三十萬言書”，現在別人已磨槍上陣，自己哪能袖手旁觀？
其二，自魯迅去世後，胡風和馮雪峰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現在既然有機會批評馮雪峰，他沒有理由放棄這樣的“天”賜良機吧。
胡風在寫給妻子的信裏，曾多次吐露了對馮雪峰的不滿。
既然胡風對馮雪峰有如此深的成見，現在有機會批判對方，他自然會開口發言，且越說越激昂：
“話一開口，越說越激昂，什麼顧慮都消失了。會議結束，意猶未盡，到11月11日的第四次會上，他又作了補充發言。他激烈地批評《文藝報》向資產階級投降，卻壓製小人物和進步作家，認為《文藝報》五年來的文藝批評，占統治地位的是庸俗社會學的觀點，由於這些批評，文藝的新生力量受到了打擊，等等，他並舉了路翎、阿壟為例。”
大會的主題是批判《文藝報》，批判馮雪峰的官僚和胡適的唯心論，而胡風卻想借機為路翎、阿壟出口惡氣，他想把大批判納入自己的軌道，這實在是太天真了。
胡風向《文藝報》向馮雪峰“放”了把火，但燒傷的卻是他自己。他的慷慨激昂的發言，引起了中央高層的注意，從而轉移了高層的視線，他的充滿火藥味的發言，不可思議地把大批判的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這不怪胡風，隻能說曆史太刁鑽、太詭異、太不可捉摸，所謂造化弄人，真是一點沒錯。在撲朔迷離的時代背景下，在波詭雲譎的政治風雲中，胡風顯得卑微而無助，他為改變處境的種種努力隻能成為徒勞的掙紮。他對局勢的錯誤判斷，他所采取的輕率舉動使我想起了那句頗有黑色幽默味的名言：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胡風的發言打亂了領導的部署，‘幹擾’了鬥爭的大方向。據說，本來，毛澤東並沒看到胡風的‘三十萬言書’，胡風的兩次發言在《文藝報》上全文刊登後，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這才調來了‘三十萬言書’看。於是，形勢急轉直下。從第五次會議開始，已不再是批判胡適唯心主義思想、解決《文藝報》的問題，而完全是針對胡風他們了。胡風、路翎已無力回天。後來，文藝界人士形象地把這一轉折稱作為‘戰線南移’：從這一壺（胡適）到那一壺（胡風）。”
胡風一次次“誤讀”了高層的意圖，結果一步步走向“深淵”，而本來，他是可能有驚無險地繞過這一吞沒了他二十三年寶貴光陰的“深淵”的。
在曉風《我的父親胡風》一書裏有這樣一句話：“難怪現在有人說，如果魯迅活到五十年代，那麼就不是‘胡風集團’而是‘魯迅集團’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以魯迅的銳利和警覺，他是不會像胡風這樣對高層意圖一再“誤讀”的。魯迅早在三十年代就跟周揚講過：你們成功後恐怕最先殺的人就是我。如果胡風也有魯迅這樣的洞察力，其人生道路或將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