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熒：我思故我在 趙儷生：“多麼精致的知識分子”
趙儷生，著名曆史學家。1934年他考入清華大學外語係，在校期間，曾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是“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分子。他的很多同學如姚依林、蔣南翔等後來都成了聲名顯赫的人物。以趙儷生的資曆和對革命的熱情，他本可以在穿越鬥爭的驚濤駭浪之後，踏上政治的紅地毯。然而，他因堅守自由主義立場，一次又一次錯失或放棄升官良機。
“一二·九”後期，蔣南翔曾去趙儷生的宿舍，對他說：“你人很誠實，在搏鬥中表現英勇，這說明你革命熱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熱情是多變的，它還需要組織的保證。”顯然，蔣南翔話中有話，啟發趙儷生申請入黨。思考了一段時間，趙儷生去找蔣南翔，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說：“我讀列寧的傳，讀到馬爾托夫的事。馬爾托夫主張，有些知識分子可以邀請到黨內來作為黨的賓客，而不需要他們遵守什麼組織性、紀律性。列寧狠狠地批判了馬爾托夫。馬爾托夫是孟什維克，當時肅反，‘契卡’已經把馬爾托夫列入被肅的黑名單裏了，列寧卻弄來一張車票叫女秘書送去，讓馬趕快逃往西歐。事後，列寧想起馬爾托夫說，多麼精致的知識分子呀。我讀過後，不知道為什麼，感到我自己有點像馬爾托夫。我走不成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我受不了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我願意做一個全心全意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同時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作為“精致的知識分子”，趙儷生不輕信不盲從，堅持獨立思考。思考賦予了趙儷生深刻，也給了他選擇的勇氣。
和所有革命青年一樣，趙儷生也曾把延安當成“聖地”，並且吃盡辛苦徒步奔赴延安。然而，在延安，他隻呆了一段時間，就決定離開此地。因為，他從康生領導的剛剛開始的“搶救運動”“肅托”中看到了一絲不祥。他對妻子說：
“我們不宜於在延安長期待下去。你知道，我基本上是一個懦弱的人，一個不富於勇敢氣質的人。碰見鬥爭，我不是湊上去，而是躲在一邊。雖然我對政治不是一點也不感興趣的，但最終還應當是一個文化人，而不是什麼政治家。我們已經信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點是不變的，像封建社會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樣，‘妾心古井水’。但我們不一定在這麼集中的場合裏搞，我們可以到鬆散一點的場合去搞。並且，我是一個先天地具有自由主義氣質的人，平生最不喜歡開會、聽報告、服從組織分配，等等。像我這樣的人，在延安待下去，會有什麼好下場呢？”
不能不佩服趙儷生的敏銳。事實上，如果他當初沒有及時離開延安，那麼，在接下來的“整風運動”“搶救運動”中，他不死也得脫層皮。事後諸葛亮不稀奇，而在事前能有如此準確的判斷，堪稱“火眼金睛”。隻有堅持獨立思考的人，才會具備這種“透過現象看本質”的“火眼金睛”。
所謂“火眼金睛”，就是在問題剛呈現“星星之火”之際，就能預測其後來的“燎原”之勢。
趙儷生在魯山中學教學時，同事們經常在一起唱歌，第一首就是當時很流行的《東方紅》，趙儷生嘴跟著唱，腦子卻在“開小差”。“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一句，趙儷生不喜歡，他想：《國際歌》裏不是說我們不需要救世主嗎？而下麵幾句，更是讓趙儷生浮想聯翩，憂心忡忡：三山低，五嶽高。
毛主席治國有功勞，
邊區辦得呱呱叫，
老百姓頌唐堯。趙儷生對這樣的歌詞有如下思考：
“‘唐堯’二字，製歌詞者還是斟酌了的，沒有用‘秦皇’、‘漢武’，用的是大部落聯盟酋長。但顯然，這已是個人崇拜的濫觴了。發展到後來就有了‘毛澤東，斯大林，像太陽在天空照’，‘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等等一係列出台。我是說，假如我是被歌頌者本人，那麼，我將以個人的威望予以抑製，予以減挫。但事實上正好相反。蘇聯編寫的曆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也增加了一章，說無產階級革命也要歌頌自己的領袖。斯大林也說：‘彼得大帝隻是一滴水，而列寧是海洋。’可見這是共產國際一致的趨向，個別群眾是扭不轉的。”
失去了思考，就會渾渾噩噩，隨波逐流，最終淪為喪失自我的工具；堅持思考，才能擁有清醒的大腦，總能在第一時間看出問題的症結，總能在頭緒紛繁時認清自己的路。
如果從升官發財這種世俗的角度來看，不願被組織約束自由身，是迂闊而不合時宜的；然而，熱愛自由的人，恐怕寧願失去世俗的名利也想保留內心深處的一方淨土。名利能讓我們過上養尊處優甚至趾高氣揚的生活，但名韁利鎖也會粉碎隻有身心自由才能品嚐到的愉悅。
為了抗日，年輕的趙儷生曾加入遊擊隊，負責宣傳工作。他業務能力強，工作熱情高，但一直未能走上領導崗位，原因何在？直到晚年，曾經的遊擊隊組織部長才一語道破天機。他對趙儷生說：“老趙啊，當年有個事要跟你說清楚。那次晉南幹部總結會之後，調整班子，你已經是公認的宣傳部長啦，可是到頭來還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為什麼嗎？現在可以說破了，就是因為老朱是黨員，你不是。論工作，無論編報、講政治課，老朱都遠遠不如你，可他是黨員呀。我講這些是叫你打破平生不參加黨的戒律。你不入黨，黨不吃虧，你吃虧呀。”
趙儷生回答：“老孫，你說錯了。不是我吃虧，是黨吃虧。這類事實，替入黨做官論打造下堅實的基礎，這跟‘不正之風’和‘黨幹部腐化’有密切的關係。順便我講個笑話。我幾十年來從來不是哪一級的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有位好事者到省委書記那裏去質問，回答說，每次增選名單都提上他去了，可每次黨委審查會上都通不過，大家的理由是‘這個人誰也掌握不住’。這個話的逆定理是，隻有黨能掌握住的才能當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那麼，我寧願一輩子不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仍能愉快地生活，絲毫沒有吃虧感。”
趙儷生說自己“絲毫沒有吃虧感”，但話語背後還是有一絲不平之氣的。畢竟，信仰本不該與升官發財掛上鉤的。
回顧自己的人生，趙儷生痛感自己吃盡了“左”的苦頭，在回憶錄中，他對“左”的反思隨處可見。
對東歐和蘇聯的解體，趙儷生有這樣的看法：
“為什麼蘇聯和東歐垮了呢？我認為，東歐原本是蘇聯一手捏出來的，帶有某種附屬國氣味，蘇聯垮了東歐自然也跟著垮。那麼蘇聯呢？我認為，它垮在一個‘左’字上。
“‘左’，本來是指人們看問題的一種傾向。但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它卻形成了一種政治痼疾。論它的根源說，它來自組織性和紀律性的過分強調，唯恐出叛徒、特務、異己分子，等等。久而久之，這種政治的心理狀態凝固到政策和策略中去，便是我們常說的那個‘左’。雖然某一時期、某一執行政策的人，也會出來反‘左’，但那是皮相的；他們一旦反起右來則是全心全意的，不斷擴大化的。”
反左是皮相的；反右則是全心全意的。趙儷生是在飽受打擊，曆盡風霜，付出沉重的代價之後，才得出這樣一針見血而又欲哭無淚的結論的。
趙儷生年輕時曾在山西柳林區參加過革命工作，負責辦農民訓練班，組織農民救國會，監督執行減租減息。當地有個地主叫康克仁，他不滿“農民救國會”這一組織，另外成立了“富農救國會”。當時，丁玲、吳奚如領導的文工團剛從陝北來，思想激進，行為左傾。他們直接派民兵，把康克仁捆綁到鎮上看押起來。不久，丁玲和她的文工團又一陣風似的走了，把遺留的問題留給趙儷生。趙儷生經過思考，認為，在當時抗日救國的大背景下，康克仁不應該是革命的主要對象，應該是革命者爭取的對象。而且，不管怎麼說，把人捆起來總是不對的。於是，趙儷生經上級批準，釋放了康。康後來的態度發生大轉變，愉快地參加了農民救國會。其他地主富農也紛紛仿效康的行為。問題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