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頓吏治
乾隆時期，天下太平日久，官員腐化日益加深，乾隆帝為了維持清王朝的鼎盛局麵，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來選拔官吏，懲治貪汙，澄清吏治。他從祖父康熙帝、父親雍正帝的統治經驗中得益不少，但是官場的貪風並未收斂，吏治廢弛，日甚一日。
清朝的官吏來源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科舉考試，一是捐納。康熙帝為了延攬學行兼優、文詞卓越的人才，特別是作為對漢族知識分子的籠絡，於正科之外，增加特科，如博學鴻詞科、經學特科、孝廉方正科；曆次南巡，還有特別召試。乾隆帝仿效其成例，於乾隆元年舉行博學鴻詞科，以後還有皇太後萬壽恩科，南巡時也召試士子，賜給出身，使一批有才華的讀書人以文獲進。他比較重視從科學考試中選拔人才，曾經多次親臨貢院，巡視號舍，看到考場矮屋風簷，士子條件清苦，便命發給考生蠟燭木炭，準許入場時攜帶手爐以溫筆硯，還關心考場的夥食。因為會試正值京師嚴寒，曾命延期三個月以待春暖。至於捐納，乾隆朝規定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遊擊，貢、監生都可以用錢捐得。乾隆帝本人起初是不讚成捐納製度的，但金川之役，為了解決軍餉，出師之始就開買官捐納之例。乾隆以後，隨著清朝的衰落，捐納製度日益泛濫，成為一大弊政。
乾隆帝自稱“用人之權，從不旁落”，大臣的任命，都出於自己的裁奪。他召見大臣，往往隨手記下觀察得來的印象，作為日後用人的參考。他也要求臣僚薦賢舉能，但對於濫舉官員的，無論滿漢大臣，都要受到嚴厲譴責或處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上諭中規定，督撫考核官員，三年一次，京官稱為“京察”，外官稱為“大計”，經過考核，將不稱職的官吏分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軟無力、不謹、貪、酷八種給予不同的處置。乾隆帝認為這是鑒別人才的大典，一定要認真執行。他連篇累牘地訓斥部院堂官和督撫的姑息徇私之習，要求在“京察”“大計”中秉公查核。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後，多次對“京察”各官親自裁定。以後又宣布對過去一向不考核的各省其他官員亦須考核，並傳諭京官可以密折奏聞所屬官吏是否賢德。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規定，“京察”“大計”中保舉的卓異官如發現有犯贓行為，原保薦上司要受到議處。有資料統計，乾隆一朝，在考核中因“不謹”“罷軟”而被革職的，因“老”“疾”被勒令“休致”的，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而被降調的，合計達到六千多人，這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史上也是少見的。
乾隆帝認為，提補官員，應當選擇“年力精壯、心地明白者”，因而屢次對提補年老或是隱瞞提拔大臣年齡的官員從重處罰。他強調指出，衰庸老官“留一日即多誤一日之事”，特製定八旗武職年老休致例和各類衰憊老官休致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和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分別規定部院屬官55歲以上要詳細甄別，“京察”二三等65歲以上要帶領引見，“候朕鑒裁”。對於邊疆辦事司員，年過60以上就不許保送。他非常重視文官中的知縣、武官中的總兵的年齡結構，因為“知縣為親民之官，一切刑名、錢穀、經手事件，均關緊要，自不便以年力就衰之人挺其濫竽貽誤”；“總兵有整飭營伍、訓練兵丁之責，豈可任年老衰頹之人因循貽誤”。隻有漕務職司可以“稍有區別”，其他任何“親民之官”均不得以任何理由留於原任。
乾隆帝對自己身邊的文臣要求更加嚴格。他即位後的第二年，在上諭中提出：“翰林乃文學侍從之臣，所以備製詔文章之選，朕看近日翰、詹等官，其中詞采可觀者固不乏人，而淺陋荒疏者恐亦不少，非朕親加考試無以鼓勵其讀書向學之心。”他親自命題、閱卷，命“自少詹講讀學士以下，編修檢討以上”皆要參加，且不許“稱病托詞”，考試後按其優劣分別升降。這樣的考試曾舉行過多次。
（二）蠲免天下錢糧
乾隆皇帝非常強調預防自然災害給農業生產帶來的重大損失。他很注意水利建設，特別重視治理黃河。乾隆時期，解決黃河水患的關鍵工程在清口（今江蘇淮陰西）、高家堰。清口地處黃淮交彙處，為河防要地，乾隆皇帝多次到這裏勘察水情，親自部署整治河道，對治導、疏浚、護岸等項工程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決策。水利建設的另一項大工程是海塘的修建，這是雍正時期就開始的。乾隆皇帝在位時，在江蘇境內修建了自寶山至金山的“塊石簍塘”，在浙江境內修建了自金山至杭縣的“魚鱗石塘”，在錢塘江南岸也修建了許多石塘和土塘。這些工程有力地保護了江浙一帶富饒之區，使大片良田不致受到海潮的侵襲，對促進農業生產大有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