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夫人曾聰慧地指出：“快樂的權利”在西方是一個被遺忘了的權利，從前到現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靈常被次一等的權利觀念所支配著，他們注意於國家預算的表決權，宣戰投票權，和被逮捕時應受審訊的私權。可是中國人從未想到逮捕時應受審訊的權利，而一意關心著快樂的幸福，這快樂不是貧窮也不是屈辱所能剝奪他們的。歐美人的處理幸福問題常取積極的態度，而中國人常取消極的態度，所以幸福問題最後可以收縮為個人的欲望問題。
可是一講到欲望問題，吾人就感覺到茫無頭緒，吾們真正所需的是什麼呢？為了這個緣故，第俄澤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發笑，同時也著實又羨又妒，因為他宣稱他是一個快活人，原因是他沒有任何欲望。當他見了一個小孩子雙手捧水而飲，索性把自己的飯碗也摔掉。現代的人們，常覺得自己困擾於許多難題中，而大部分與他的人生有密切之關係。他一方麵羨慕第俄澤尼的逃禪的理想，同時又舍不得錯過一場好戲或一張轟動的影片的機會，這就是吾們所謂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頓的心情。
中國人借知足哲學消極地企求快樂，但其逃禪的程度尚未達到第俄澤尼之深，因為中國人任何事情從未想深進，中國人與第俄澤尼不同之點，即中國人到底還有一些欲望，還需要一些東西。不過他所欲望的隻是足令他快樂的東西，而要是無法達到目的，則亦並無堅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兩件清潔的襯衫，但倘是真正窮得無法可想，則一件也就夠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劇，將借此盡情地享樂一下，但倘令他必須離開劇場，不得享樂，則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幾棵大樹，但倘令是地方狹小，則天井裏種一株棗樹也就夠他欣賞。他希望有許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這位太太要能夠替他弄幾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錢的話，那還得雇一名上好廚子，加上一個美貌的使女，穿一條緋紅色的薄褲，當他讀書或揮毫作畫的時候，焚香隨侍；他希望得幾個要好朋友和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個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宮中沒有注定這一筆豔福，則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頓飽餐，薄粥湯和鹹蘿卜幹在中國倒也不貴，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釀了的，不然，幾枚銅元也可以到汾酒鋪去沽他媽的一大碗了；他又想過過閑暇的生活。而閑暇時間在中國也不稀罕，他將愉悅如小鳥，若他能：
因過竹院逢僧話，
偷得浮生半日閑。
倘使無福享受怡情悅性的花園，則他需要一間門雖設而常開的茅屋，位於群山之中，小川紆曲縈繞屋前，或則位於溪穀之間，晌午已過，可以拽杖閑遊河岸之上，靜觀群鵜捕魚之樂；但倘令無此清福而必須住居市塵之內，則也不致衷心戚戚，因為他至少總可得養一隻籠中鳥，種幾株盆景花，和一顆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詩人蘇東坡就為了明月寫了一篇美麗小巧的短文，叫作《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一個強烈的決心，以攝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熱的欲望，以享樂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該無福可享，則亦不怨天尤人。這是中國人“知足”的精義。
【北大心理課筆記】
在林語堂看來，在不違背天地之道的情況下，成為一個自由而快樂的人。這就好比一台戲，優秀的演員明知其假，卻能夠比在現實生活中更真實、更自然、更快樂地表達自己，表現自己。人生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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