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家中有五口人的農民家庭，為官府服徭役的不少於兩個人，能耕種的土地不過一百畝，百畝土地的收獲量不超過一百石。農民春季耕種，夏季鋤草，秋季收獲，冬季貯藏，砍柴，修繕官府房屋，服徭役；春天不能避風塵，夏天不能避暑熱，秋天不能避陰雨，冬天不能避嚴寒，一年四季沒有休息的日子；還有民間的人情往來，吊唁死者慰問病人、贍養父母、哺育子女等負擔，也得從一百石的收獲物中支付。農民如此勤勞困苦，還要再蒙受旱澇災害，官府政令嚴苛而賦稅繁重，不按規定時間征收賦稅，早上發布的政令晚上又有變化。農民家中有資財的，以半價折賣，家中貧窮的，隻好去借利息雙倍的高利貸，於是就有人賣土地房宅、賣妻賣子以償還債務了。而那些行商坐賈，實力大的積貯錢財發放雙倍利息的高利貸，實力小的坐在市肆中作買賣，依靠手中囤積的物品，每天遊蕩在都市之中，得知皇帝急需某種物品，就把價格提高到兩倍以上。所以商人男的不去耕田耘草，女的不去養蠶紡織，但穿衣服卻非穿華麗的綢緞不可，吃飯非吃好米好肉不可。商人不受農民那樣的辛苦，卻可以得到很多錢財。商人依仗手中大量的錢財，與王侯顯貴結交，勢力超過了一般官員，於是以財利進行傾軋；商人到千裏之外遨遊，車子在路上前後相望，絡繹不絕。他們乘坐著堅實的車子，鞭策著肥馬，踏著絲製的鞋子，穿著精美的白色綢緞衣服。這就是商人兼並農民、農民破產流亡的原因。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複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複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複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現在的當務之急，沒有比使百姓從事農耕更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務農，關鍵在於使全社會把糧食看成為珍寶；使全社會把糧食看做珍寶的方法，在於朝廷把糧食作為獎懲手段統治百姓。可以召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繳納糧食，用以購買爵位免除罪名。這樣，富人可以擁有爵位，農民可以得到錢，糧食就不會被屯積。那些能夠繳納糧食換取爵位的人，都是糧食有餘的，收取餘糧供給國家使用，就可以減少對貧困百姓收取的賦稅，這就是所說的‘損有餘，補不足’，政令一公布就可以給百姓帶來利益。現行的律令規定：有一匹戰馬的人家，可免除三人的兵役；戰馬，是天下的重要軍事裝備，所以給予免除兵役的優待。神農的教令說：‘有高達十仞的石砌城牆，有寬達一百步的滾沸的護城河，有一百萬全副武裝的士兵，但沒有糧食，那無法守住城池。’由此看來，糧食是君主的重要資本，是國家政治的根本所在。現在百姓繳納糧食要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能免除一人的兵役，這與對有戰馬的人的優待相比較，差得太遠了。封爵的權力，是君主所專有的，由口而出可以無窮無盡；糧食，是百姓所種的，生長於土地而不會缺乏。得到高等爵位和免除罪名，是天下百姓最迫切的欲望；讓天下人輸送糧食到邊境地區，以換取爵位、免除罪名，不用三年時間，邊塞的糧食儲備就必定會很多了。”
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文帝采納晁錯的意見，下令規定：百姓輸送糧食到邊塞，依據輸送糧食的多少，分別授給高低不同的爵位。
錯複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
晁錯又上奏說：“陛下降恩，讓天下人輸送糧食去邊塞，以授給爵位，這是對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擔憂邊塞駐軍的糧食不夠吃，所以讓天下的屯糧崐大批流入邊塞。如果邊塞積糧足夠使用五年，就可以讓百姓向內地各郡縣輸送糧食了；如果郡縣積糧足夠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隨時下詔書，不收農民的土地稅。這樣，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於天下萬民，百姓就會更積極地投身農業生產，天下就會十分富庶安樂了。”
上複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下詔說：“引導百姓的正確道路，在於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朕親自率領天下人務農耕種，至今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開墾沒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饑餓之色；這是從事農耕的人還不多，而官吏沒有切實發展農業。朕屢次頒下詔書，每年都鼓勵百姓種植，至今未見成效，這就證明官吏沒有認真地執行詔令去勉勵百姓。況且朕的農民生活很苦而官吏並不去照顧他們，又怎麼能勉勵他們從事農業呢！今年把原定征收的土地稅的的一半賜給農民。”
十三年（甲戌、前167）
前十三年（甲戌，公元前167年）
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後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春季，二月，甲寅（十六日），文帝下詔說：“朕親自率領天下臣民進行農耕，供應宗廟祭祀的糧食，皇後親自采桑養蠶，供應祭祀的祭服；製定有關此事的禮儀！”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當初，秦朝的祝官中有秘祝，一旦出現了災異，就把造成過失的責任從皇帝身上移到臣子身上。夏季，文帝下詔書說：“朕聽說天之道，禍從怨而起，福由德而興，百官的過失，都應該由朕一人負責。現在秘祝官員把過失的責任推給臣下，是顯揚了朕的失德，朕很不讚成。應予廢除！”
齊太倉令淳於意有罪，當刑，詔獄逮係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複生，刑者不可複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齊國太倉令淳於意犯了罪，當處以肉刑，被逮捕拘壓在長安詔獄。他的小女兒緹縈向皇帝上書說：“我父親做官，齊國人都稱讚他廉潔公平；現在他犯了罪，按法律應判處肉刑。我感到悲痛傷心的是，死人不能複生，受刑者殘肢不能再接，即使以後想改過自新，也沒有辦法了。我願意沒入官府做官婢，以抵贖我父親該受的刑罰，使他得以改過自新。”
天子憐悲其意，五月，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
文帝很憐憫和同情緹縈的孝心，五月，下詔書說：“詩經》說‘開明寬厚的君主，是愛護百姓的父母。’現在人們有了過錯，還沒有加以教育就處以刑罰，有的人想改變行為向善，也無路可走了，朕很憐惜！肉刑的殘酷，以至於切斷人的肢體，摧殘人的皮肉，使人終生無法生育，這是多麼殘酷和不合道德！難道這符合為民父母的本意嗎！應該廢除肉刑，用別的懲罰去代替它；此外，應規定犯罪的人各依據罪名的輕重，隻要不從服刑的地方潛逃，服刑到一定年數，就可以釋放他。製定出有關的法令！”
丞相張蒼、禦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複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製曰：“可。”
丞相張蒼、禦史大夫馮敬奏請製定這樣的法律條文：“原來應判處髡刑的，改為罰作城旦和城旦舂；原來應判處黥髡刑的，改作鉗為城旦、鉗為城旦舂；原來應判處劓刑的，改為笞三百；原來應判處斬左腳的，改為笞五百；原來崐判處斬右腳以及殺人之後先去官府自首的，官吏因受賄、枉法、監守自盜等罪名已被處置但後來又犯了應判處笞刑的，全都改為公開斬首。罪犯已被判處為城旦、城旦舂的，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數後赦免。”文帝下達批準文書：“同意。”
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這一時期，文帝自身謙遜自守，而將相大臣都是老功臣，少文采而多質樸。君臣以導致秦滅亡的弊政為鑒誡，論議國政講究以寬厚為本，恥於議論別人的過失；這種風氣影響到全國，改變了那種互相檢舉、攻訐的風俗。官吏安於自己的官位，百姓樂於自已的生業，府庫儲蓄每年都有增加，人口繁衍。風俗歸於篤實厚道，禁製法網寬鬆，有犯罪嫌疑的，從寬發落，所以，刑罰大量減少，甚至一年之內全國隻審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現了停止動用刑罰的景象。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六月，文帝下詔書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沒有什麼事情比農業更為重要。現在那些辛苦勤勞的農民，還要繳納租稅，這樣做，使從事農耕本業和從事工商末業的人沒有區別，說明鼓勵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不完備，應當免除農田的租稅！”
十四年（乙亥、前166）
前十四年（乙亥，公元前166年）
冬，匈奴老上單於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灶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後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於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冬季，匈奴老上單於用十四萬騎兵攻入朝那縣和蕭關，殺了北地郡都尉孫，擄掠了許多百姓和牲畜財產；匈奴騎兵直抵彭陽縣境，並派一支奇兵深入腹地燒了回中宮，偵察騎兵一直到了雍地的甘泉宮。文帝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征發一千輛戰車、十萬騎兵駐紮在長安附近，以防禦匈奴進攻；文帝又任命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灶為隴西將軍，分別率軍屯守上郡、北地郡和隴西郡。文帝親自去慰勞軍隊，操演軍隊，頒布軍事訓令，獎賞將士，準備親自統兵去征伐匈奴。群臣勸阻他親征，文帝不從；皇太後堅決阻止，文帝才打消了統兵親征的念頭。於是文帝任命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為將軍，迎擊匈奴。匈奴單於在漢塞之內活動了一個多月，才撤退出塞。漢軍把匈奴驅逐出邊塞之外，就撤兵回境，未能對匈奴有所殺傷。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钜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嚐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文帝乘輦車經過中郎的官府，問郎署長馮唐說：“您老人家原籍是何處？”馮唐回答說：“我的祖父是趙國人，父親遷居代國。”文帝說：“我在代國時，我的尚食監高祛多次對我稱讚當年趙國將軍李齊的賢能，講述他與秦兵大戰於钜鹿城下的事情。現在，我每次吃飯，心思沒有不在钜鹿的時候。老人家您知道嗎？”馮唐回答說：“李齊還不如廉頗、李牧為將帶兵的本領大。”文帝拍著大腿說：“唉！我偏偏得不到謙頗、李牧那樣的人做將軍！有了這樣的將軍，我難道還擔憂匈奴的入侵嗎！”馮唐說：“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頗、李牧也不能任用他們。”
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為意，乃卒複問唐曰：“公何以知崐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製之；閫以外者，將軍製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於，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複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文帝大怒，起身返回宮中，過了許久，召見馮唐，責備說：“您為什麼要當眾侮辱我，難道沒有適當的機會嗎！”馮唐謝罪說：“我是個鄉鄙之人，不懂得忌諱。”文帝正在擔憂匈奴的入侵問題，於是終於再問馮唐說：“您怎麼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頗和李牧呢？”馮唐回答說：“我聽說上古明君派遣將軍出征時，跪著推將軍的車輛前行，而且說：‘國門之內的事，由我來決定；國門以外的事情，請將軍裁決。’一切軍功、封爵、獎賞的事都由將軍在外麵決定，回國後再奏報君主。這並不是虛假的傳言。我的祖父說：李牧為趙國將軍，駐守邊境時，把從軍中交易市場上收得的稅收，都自行用於犒勞將士；賞賜都由將軍在外決定，不必向朝廷請示批準。對他委以重任而責令成功，所以李牧才能充分發揮他的聰明才幹；他率領著精選出來的一千三百輛戰車、一萬三千名善於騎射的騎兵，十萬訓練有素的將士，所以能夠在北方驅逐匈奴，擊敗東胡，消滅澹林，在西方抑製了強大的秦國，在南方抵禦了韓國和魏國；在那個時候，趙國幾乎成為一個霸主之國。後來，恰逢趙王趙遷繼位，他聽信郭開的讒言，終於誅殺李牧，命令顏聚代替李牧而統兵；正因為如此，趙國軍隊潰敗，將士逃散，被秦軍消滅。現在我私下聽說魏尚擔任雲中郡郡守時，把軍中交易市場所得的稅收全都用來犒勞士卒，還用自已的官俸錢，每五天宰殺一頭牛，自已宴請賓客、軍吏和幕僚屬官，因此，匈奴遠避，不敢接近雲中邊塞。匈奴曾經入侵雲中郡一次，魏尚率領車騎部隊出擊，殺了很多匈奴人。那些士兵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從田間出來參軍從征，怎能知道‘尺籍’‘伍符’之類的軍令軍規！整日拚死戰鬥，斬敵首級，捕獲俘虜，在向幕府呈報戰果軍功時，隻要一個字有出入，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員，就引用軍法來懲治他們，他們應得到的賞賜就被取消了；而那些官吏所奉行的法令卻必須執行。我認為陛下的賞賜太輕，而懲罰卻太重。而且雲中郡守魏尚因為上報斬殺敵軍首級的數量差了六個，陛下就把他交給官吏治罪，削去他的爵位，判罰他做一年的刑徒。由此說來，陛下即使得到廉頗、李牧，也不能任用啊！”文帝高興地接受了馮唐的批評。當天，就令馮唐持皇帝信節去赦免魏尚，重新任命魏尚做雲中郡守，並任命馮唐為車騎都尉。
春，詔廣增諸祀壇場、幣，且曰：“吾聞祠官祝厘，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春季，文帝詔令擴大祭祀的場所，增加祭祀所用的玉和幣帛，並且說：“朕聽說祠官在祭祀的祈福禱告中，都將福歸於朕個人，而沒有為百姓祈福，朕對此很感慚愧。以朕這樣的失德之人，獨享神靈的福蔭，而百姓們卻不能分享，這是加重朕的過失。此後祠官在祭祀禱告時，不要再為朕個人祈禱祝福！”
是歲，河間文王辟強薨。
這一年，河間王劉辟強去世。
初，丞相張蒼以為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罷之。
當初，丞相張蒼認為漢朝得“五行”中的水德。魯國人公孫臣認為漢朝當屬土德，與土德相應，應該出現黃龍；張蒼認為公孫臣說的不對，不采納崐他的觀點。
十五年（丙子、前165）
前十五年（丙子，公元前165年）
春，黃龍見成紀。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張蒼由此自絀。
春季，成紀縣出現了黃龍。文帝召見公孫臣，任命他為博士，與其他學者論證漢得土德的觀點，草擬改換曆法和改變服色的方案。張蒼從此自動黜退。
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赦天下。
夏季，四月，文帝第一次親自前往雍地，對五帝廟行郊祭之禮，並且宣布大赦天下。
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太子家令晁錯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九月，文帝下詔，令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薦賢良、能直言極諫的人，皇帝親自策問考試。太子家令晁錯的對策為高等，文帝提升他為中大夫。晁錯又上書文帝，談論應該削減諸侯王的實力以及應該改的法令，上書共計三十篇。文帝雖然沒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見，卻對他的才能另眼相看。
是歲，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
這一年，齊王劉則、河間王劉福去世，都無子，封國被廢除。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趙國人新垣平自稱善於“望氣”，得以進見文帝。他說長安東北有神，結成五彩之氣。於是文帝下令在渭陽修建五帝廟。
十六年（丁醜、前164）
前十六年（丁醜，公元前164年）
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五帝廟。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製》，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
夏季，四月，文帝在渭陽五帝廟郊祭五帝。這時，文帝寵貴新垣平，封為上大夫，賞賜黃金累計一千斤；文帝還讓博士、諸生雜采《六經》中的記載，彙集成《王製》，謀劃議論巡狩、封禪等事。又在長門亭的道北設立了五帝壇。
徙淮南王喜為城陽王。又分齊為六國；丙寅，立齊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誌為濟北王，武成侯賢為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為膠西王，侯辟光為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
文帝把淮南王劉喜再次封為城陽王。又把齊國分立為六國。丙寅（十七日），文帝封立齊悼惠王在世的六個兒子為王：楊虛侯劉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劉誌為濟北王，武成侯劉賢為川王，白石侯劉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劉為膠西王，侯劉辟光為濟南王。文帝封立淮南厲王在世的三個兒子為王：阜陵侯劉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劉勃為衡山王，陽周侯劉賜為廬江王。
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複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秋季，九月，新垣平指使人攜帶玉杯到皇宮門前上書，獻寶給文帝。新垣平對文帝說：“宮門前有一股寶玉之氣移來。”過了一會，前去查看，果然有人來獻玉杯，杯上刻有“人主延壽”四字。新垣平又說：“我算出今天太陽將再次出現在中天。”過了一會兒，太陽向東退行，再次到達中天。於是，決定把文帝在位的第十七年改稱為元年，並特許天下人聚會痛飲，以示慶賀。新垣平說：“周朝的大鼎沉沒在泗水中。現在黃河決口，與泗水相連通，我看東北正對著汾陰有金寶之氣，估計周鼎可能會出世吧！它的征兆已經出現了，如果不去迎接，周鼎是不會來的。”這個時候，文帝派人在汾陰修廟，南麵靠崐近黃河，想要通過祭祀求得周鼎出世。
/後元年（戊寅、前163）
後元年（戊寅，公元前163年）
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冬季，十月，有人向文帝上書，檢舉新垣平“所說的一切都是詐騙”，文帝命令司法官員審查，最後，新垣平被誅滅三族。從此之後，文帝對於改變曆法、服色及祭祀鬼神的事，也就疏怠了，立於渭陽、長門的五帝廟，隸屬於祠官管理，由祠官按照季節時令祭祀，文帝自己不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