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人對“文景之治”的評價還沒有絕對化的讚美。通過“周秦之敝”、“百王之弊”諸語，我們可以看到，人們隻是根據曆史比較來肯定文景時代政策的合理性。唐代曆史學者也有相近的認識。對於班固引《論語·衛靈公》孔子“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語以及“信哉”的感歎，顏師古注：“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純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
《史記·孝文本紀》以濃筆重墨描繪漢文帝的節儉形象。班固所謂“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也突出褒揚漢文帝之“恭儉”，唐代學者顏師古解釋“醇厚”，謂：“醇，不澆雜。”《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文景醲化，百王莫先。”“醲化”，可與“醇厚”對讀，體現出共同的曆史理解。對於班固“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語，顏師古也解釋說：“美其雄才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分析相關資料，進行曆史比較，可知對文景時代成就的評價，唐代較漢代有顯著的提升。
史籍中多有“漢高祖”、“漢高帝”直稱“漢高”，“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直稱“文帝”、“景帝”、“武帝”情形，因此這一統計是不完全的。如果承認以上數據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作為參考資料，則似乎有必要指出以下事實：
（1）漢以後曆朝對於西漢諸帝的總體曆史印象，仍以“漢高祖”（“漢高帝”）和“漢武帝”最為深刻。
（2）其中，《宋書》卷三五《州郡誌一·揚州》：“淮南太守，秦立為九江郡，兼得廬江豫章。漢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國，分立豫章郡。”“臨淮太守，漢武帝元狩六年立。”“山陽太守，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案漢景帝分梁以為山陽，非此郡也。”卷三六《州郡誌二·南豫州》：“廬江太守，漢文帝十六年分淮南國立。”敘說政區曆史沿革，情形比較特殊。若排除此類情形，可以看到兩《唐書》中“漢文帝”和“漢景帝”的出現頻率驟然提升。
（3）《新唐書》中“漢文帝”出現的次數超過了“漢武帝”。
（4）以“漢高祖”（“漢高帝”）和“漢武帝”為第一組，以“漢文帝”和“漢景帝”為第二組進行比較，以上十九種史書中第一組與第二組的比率為394：150即1：0.3807。而兩《唐書》中的這一比率為77：41即1：0.5325。這一分析也可以說明，在唐人的觀念中，“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曆史影響，超過了曆朝平均水準。
（5）以上十九種史書中“漢文帝”和“漢景帝”出現的頻率比為128：22即1：0.1719。兩《唐書》中的這一比率為35：6即1：0.1714。兩者大體相當。有理由說，在人們並稱“文景”的時候，實際上更多地是對漢文帝的評說。從這一認識出發，以為對“文景之治”的讚美實際上是漢文帝政治風格的肯定的判斷，也許是有根據的。
我們還看到，《宋史》中“漢文帝”的出現（21次）超過了“漢高祖”（“漢高帝”）（9次），也超過了“漢武帝”（20次），這是值得予以注意的。《清史稿》中這一情形更為突出。“漢文帝”的出現次數（11次）竟然超過了“漢高祖”（“漢高帝”）（6次）和“漢武帝”（3次）的總和（9次）。不過這一現象，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
看來，“文景之治”的曆史地位有逐漸上升的過程。南北朝時代，人們似乎還並沒有把“漢文帝”和“漢景帝”看作“聖君”，以為“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諛美當政帝王，竟然有“道化踰於文景”之辭。大約至於唐代，“文景之治”在人們的曆史意識中方才具有了空前高上的“百王莫先”的地位。
“文景之治”是“因前王盈成而守者”的典型。從現有曆史記載和曆史評論的相關資料看，明確的“文景之治”的說法，很可能最早出自唐人筆下。
白居易《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寫道：“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雲：‘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辭不切，誌不激，則不能回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茲已來，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於漢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仿佛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在這篇文字中，白居易還有一番話說到“文景之理”：“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聞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效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鹹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