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人愛說一句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樣平易簡明又充滿玄機的話，普通百姓是弄不出來的，必然是由一幫智者總結出來的，然後由上麵講給下麵聽的。而且，常常是在國家出現問題和危機的時候，當權者用這句話來忽悠大家。匹夫畢竟隻是匹夫，國家大事誰問過他們？國家興亡他們又能夠負多少責任？可是，請注意“興亡”兩字，事關重大，匹夫的責任就在這兩個字上。天下要興得打仗，天下要亡又免不了要打仗。所以，匹夫的責任就首先落在這個“打”字上。打天下是匹夫的事，是由一幫識文斷字的人領了一幫匹夫去打天下。說白了，其實就是這一幫老百姓家的孩子去打另一幫老百姓家的孩子，打完了由贏家坐天下。為什麼叫“坐”天下而不叫治天下？皇帝的寶座為什麼那麼高？因為下麵堆滿了死人骨頭，古人說：“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更何況皇帝的寶座。這“坐”就是坐享其成的坐，因而“坐天下”就沒有匹夫什麼事兒了，那是皇帝佬兒和王公貴族的事。由他們坐在老百姓的頭上可著性子吃喝玩樂，作威作福，花天酒地，歌舞升平，把江山弄得危機四伏，搖搖欲墜，快要滅亡的時候，又會有當權者站出來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立馬又把天下興亡的責任推到老百姓身上。於是，又是一幫老百姓家的孩子打另一幫老百姓家的孩子，打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最終產生一個新的贏家。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朝代更替，改天換地，變來變去，變的隻是“打”天下時，落到頭上的棍子；變的隻是“坐”天下時，頂在頭上的屁股。隻是這“打”與“坐”之間，老百姓付出的代價太大，要不怎麼說國破家亡、家破人亡呢？民間流傳著一句話，寧叫父母雙亡，不曆改朝換代。這話乍一聽，似乎有點沒心沒肺，細一想還真有點無可奈何！因為父母雙亡，大多還可以壽終正寢；而改朝換代的結果，有可能是全家遭殃！
二
曆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曆史的本質是一家之言。當這個發言權出現爭議的時候，戰爭便爆發了。其實，通過戰爭解決的問題有許多，但其中有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那就是由誰來解釋曆史，是最終解說權的問題，換言之，即誰說了算的問題。
三
盛世積累財富，亂世成就思想。正是由於春秋戰國時代戰亂頻仍，打破了周朝幾百年僵死穩定的秩序，使壓抑的思想衝破牢籠，由於世路坎坷飽曆艱辛，使得許多賢哲在身罹磨難的過程中，對世界對社會對人生進行了深刻的思考，由於他們的遭遇，使他們在幾十年十年一年甚至一個晝夜間對生命的思考達到許多一帆風順的人窮其一生也難以企及的高度，從而使賢哲思想的靈光，穿透幾千年的曆史，霧。也由於社會的混亂使統治者無暇顧及，才使這些思想有了生根發芽、生長壯大的可能性，而一個政治環境穩定、思想高度統一的時代，很少會出現這些偉大的思想。
四
莊子艱難困苦的人生際遇，使莊子有了深刻的人生體驗，莊子所處的時代使他目睹了太多的世態變遷，莊子的學識修養使莊子進入一種高層次的思考，而莊子淡泊的人生態度使他能夠以獨特的視角觀察社會，思考人生問題。對他來說，富貴名利如過眼煙雲，悲歡離合如家常便飯，冷暖炎涼如輕風拂麵，生死升降如南柯一夢。
五
端午，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一個偉大的靈魂升騰了，但卻以一個沉重的肉體的沉沒為代價。這就是屈原，中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可以為理想而獻身，這個榜樣太悲慘了，因而也太偉大了。此後，也就有了一批批像屈原一樣有操守的中國知識分子。曠達如李白也跳江，隻不過被詩化為醉酒後入水捉月；豪放如蘇軾也跳江，隻不過被看守看得太緊沒有跳成。中國曆史大抵如此。知識分子或許不能做什麼，也做不成什麼。但知識分子應該永遠是社會道德的底線，應該是“麥田裏的守望者”。如果知識分子非得為理想而跳江，這是這個社會的悲哀；如果知識分子不再願意為理想而跳江，這是知識分子的悲哀。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白細胞，吞噬病毒然後自身死亡淨化社會。如果白細胞都消極怠工，那麼一切都會出問題。
六
唐朝到了盛世，也就應了物極必反一說。至於楊貴妃，作為一個美女，隻不過是在唐朝盛極而衰的過程中客串了一把悲劇故事，以便使這種重複上演的曆史故事少一點血腥和刻板，多一點哀豔和傳奇色彩罷了。其實當今社會，任何一個普通的市井婦女都能吃到當年楊玉環所吃的那種荔枝，甚至是更新鮮的荔枝，而這些婦女當中，也不乏傍一個比自己年齡大得多的大款或者官員的人。幸運的是她們沒有過多的輿論壓力和心理負擔；遺憾的是，她們注定不會有楊玉環那麼大的名氣而得以史不絕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