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大學確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兩種，即存在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哲學主要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哲學則以政治論為基礎[9]。這兩種價值觀都建立在高深學問的基礎上，但在具體取向上則涇渭分明，前者所強調的是“價值自由”，而後者則主張人們在追求高深學問時的“價值判斷”[10]。前者把高深學問本身作為目的，而後者則把高深學問作為手段，以達到為國家服務的目的。知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以一種“閑逸的好奇”的態度追求知識，主要是對知識本身的追求，不考慮其他因素。而政治論哲學則是以社會的需要為出發點，大學培養高級專門人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即為社會培養服務人才。因此，政治論哲學將高深學問看做是為社會服務的工具。
認識論哲學強調知識本位，大學就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沒有高深學問就沒有大學。但認識論也有其不足之處。認識論以知識本身為主體價值，忽略知識之外的社會現實。例如培根以“蜘蛛”比喻某些探究高深知識的學者，他們在自己的世界裏研究專業知識卻忽略社會的價值和需要。如果學者在追求高深知識的過程中一直將自己囚禁在象牙塔中，不顧社會和公眾的需要，就會阻礙高深知識的發展和創新。
政治論哲學強調社會本位，大學的最終目的是為社會服務。但過於強調這種價值取向，把高深知識作為手段會產生一定的負麵影響。一旦在高深知識的探究中摻雜過多的政治與社會因素，就會嚴重威脅人們對高深知識價值的信任。如果政治化發展到知識權力不分的地步，知識就會成為政治的附庸。
由此可見，對任何一種哲學觀點的偏向都會導致嚴重失衡，因此在知識論和政治論中必須尋找一種平衡。首先，純認識論哲學已經受到挑戰，最好的證明就是威爾遜在普林斯頓提出“為國家服務的大學”的觀點時，沒有受到反對反而得到了擁護。大學有越來越多的為社會服務的職能，為社會提供優質人才，為社會的發展貢獻力量。另外，雖然政治論獲得勝利，但認識論哲學仍有頑強的生命力，即使是某些反對大學象牙塔觀點的人，對大學的某些象牙塔還是表示支持的。因為認識論哲學擺脫了外界束縛，放棄了暫時利益，為學術領域提供了一方淨土。事實證明二者結合起來會使大學更有活力。
三、對我國的啟示和借鑒
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不僅是世界高等教育哲學史上的經典力作，在很長時間內也為我國的高等教育哲學填補了空白。但是西方的背景畢竟和國內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在借鑒吸收的同時要立足本國國情。
首先，現代高等教育要允許兩種哲學觀並存，並使之形成張力。在我國大多是“政治論”占主導地位，但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大學的發展在其特殊的曆史環境下，出現了“認識論”與“政治論”哲學觀並存的局麵，大學也在二者之間張力的平衡下得到發展，使我國高等教育在很短時間內達到了較高水平，吸取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精華[11]。事實證明：隻有在兩種哲學觀協調作用的影響下才能促使高等教育健康發展。
另外，高等教育哲學在強調學術目的和社會目的的同時，要注重高等教育本體對人的關注。盡管認識論和政治論教育哲學觀在對高等教育的認識上大相徑庭，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忽視高等教育對人的全麵發展的培養作用，遠離教育最根本的對象——人，尤其是人的精神價值和道德領域[12]。高等教育的學術目的社會目的無可厚非，在調節這二者關係的同時不可忽視高等教育本體對人的作用，沒有人的發展，高等教育的學術目的和社會目的就無從談起，所以高等教育應注重全麵發展的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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