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了解勝金，理解萬歲
張國祚
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
清華大學等高校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21世紀頭10年的世界政治舞台上，一些西方“樂隊”經常奏出很不協調的“交響樂”——“中國威脅論”。中國的迅速發展，沒靠對外擴張，沒靠對外掠奪，沒靠強權政治，但是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麵的迅速壯大都是可怕的威脅。於是“中國威脅論”成了常被放大的話題。“中國威脅論”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如何看待“中國威脅論”？世界各國學界、政界、商界議論紛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者有之，曲解者偏見者有之，別有用心者亦有之。在眾多議論中，英國學者邁克爾·巴爾的新著《中國軟實力：誰在害怕中國》值得一讀。我們中國人常講的“開卷有益”是符合學術發展規律的，因為隻要有了一定的鑒別能力，不僅反映真理的書讀來有益，反映謬誤的書讀來也是有益的。我說邁克爾·巴爾的書“值得一讀”，並不是從非真理即謬誤這樣簡單的邏輯出發，而是另有原因的。該書的作者邁克爾·巴爾是一位具有英國、美國、埃及和中國生活經曆的外國學者，他的書可以引導我們從某種新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和世界。該書主要圍繞三個關鍵領域（發展模式、軟實力和民族中心主義），運用哲理思維，依據大量素材，盡可能實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國威脅論”產生的原因、表現及其本質的虛妄性，這是難能可貴的。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該書所引用的素材都有根有據有出處，但其中有些素材本身所包含的信息是片麵的、不準確的，特別是一些關於中國問題的分析，由於缺少足夠的事實進行分析比較，難免存在一定的偏頗和局限，其中有些判斷容易引起爭議。但總體來看，該書是一本引人入勝的著作。在我看來，該書至少有以下觀點值得關注。
一、西方對中國觀察的視角往往源於自身的需要。該書寫道：“古往今來，世界對中國的看法都不盡相同。起碼對西方來說，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既受到中國的影響，也受到本國國內因素的影響。18世紀耶穌會教士對中國的描述側重於其良好的政治體製、考試製度和法律製度。然而，此後不到100年的時間，歐洲開始工業革命，中國由於沒能跟上經濟現代化的潮流而日漸衰落。於是，西方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這主要是歐洲自身發展的結果，而與清朝時期（1644~1911）中國的變化關係不大。例如，早在18世紀，伏爾泰和萊布尼茨就利用中國所謂的‘哲學之王’模式攻擊腐敗的法國和普魯士君主。在20世紀60年代的‘文革’中，許多知識分子希望能在國內進行革命。我們會發現這種趨勢還在繼續。”上述觀點都有史實為依據。作者的潛台詞是，看中國什麼，主要取決於看者所需。
二、西方對中國的恐懼源於西方現在已經不夠自信。該書寫道：“恐懼在某種意義上是主觀的，是對感知到的威脅的一種情感反應，與威脅真實與否無關。所以，對中國的反應不一定與中國的情況有關。這麼看來，‘中國恐懼’所能揭示的，常常是那些懷有這種恐懼的人，而不是中國本身……中國似乎觸動了西方的敏感神經，不是因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對他國具有吸引力，而是因為中國的舉動反映了西方對現代性的矛盾心理，以及對自身合理性和政府權力範圍的不確定性……西方對中國態度不一致甚至害怕中國，這實際上都是自身道德困惑的表現……人們對中國的想象又太過匱乏……（中國被指控的罪名）背後的價值觀都是西方珍視並追求的價值觀：積累財富、保障工作機會和爭取婦女權利等。從很多方麵來講，中國將西方模式和自己的模式結合起來，創造出了更好的發展模式。因此，產生中國威脅論的原因並不是中國發起了一個新的遊戲，而是中國在西方的遊戲裏打敗了西方。”該書還引用《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關於中國政治體製優點的一段話，從正麵揭示了美國人麵對中國崛起的失落感：“我讚揚中國並不是想模仿其體製，而是因為我擔心我們自己的體製。最近我們發現我們無力去做好一些事情，我們傾向於用過於理想化的渴望的眼神看中國人。我們看到了他們的能耐，把我們懷念的一些東西寄托在他們身上——‘樂觀進取’、‘說到做到’、‘眾誌成城’和‘不顧一切’的態度，這些態度曾經讓我們建起了高速公路和水壩，並把人類送上了月球。”接下來，作者直言不諱地寫道：“仔細想想每一個‘威脅’出現的情境就會發現，恐懼產生的原因是中國和西方國家有同樣的訴求，在同一個國際政治舞台上爭奪影響力，卻在同一場遊戲中‘打敗’了西方國家……西方害怕中國提出中國視角，反映了西方國家自身的無能為力。不然，中國視角隻不過是個可選項，不會構成威脅。”更值得中國人思考的是作者下麵的話：“即使中國現在變成了民主化的國家，它還是會被視為威脅。自由和民主並不能讓中國摘下‘野心勃勃的異域他者’的帽子，在這些人眼中，中國還是那個搶走別人飯碗、汙染地球、對人類身份這一最要緊的‘軟’區域構成挑戰的威脅。”
三、西方對中國的恐懼源於西方所處的環境。該書先從一般的哲理切入，寫道：“人們的認知也會受到所處環境的影響。一件事物若要引發人們的恐懼，那麼它出現的環境就必須讓人覺得可怕。恐懼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中國崛起之際正是西方深陷哲學和政治質疑之時：他們懷疑自身製度，開始質疑其長期持有的普世價值觀以及自身政府體係的優越性。”接著，該書具體談到了西方所麵臨的幾個環境變化的典型例子：“這場身份危機背後有幾個原因：宗教權威和神學世界觀日漸衰落，解讀和幹預生命形式的科學能力越來越強大；通信網絡係統不斷發展；家庭結構和性別角色發生了改變；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移民和多元文化主義的連鎖效應等等。但是顯而易見，造成西方當前心神不寧的一個原因就是人們普遍缺乏方向感和凝聚力。”麵對這種環境變化，美國和歐洲會如何合力應對呢？該書認為：“西方人很少考慮這些問題會如何影響西方對重要國際問題的回應，包括像中國崛起這樣的大問題。”於是一些西方人感到慌亂和恐懼。
四、西方政客強化了民眾對中國的恐懼氛圍。該書認為，西方社會麵臨重大威脅時，政府和政客們必須有所表現：“所以在應對像洪水、疾病或石油泄漏等會引發恐慌的危機時，政府必須把情況解釋清楚。但這樣做反而會加劇人們的恐懼，因為國家在解釋自己行為合理性的時候會提到這個危機，這本身就會製造恐懼。為了讓自己的解釋聽起來更合理，政客有時還會誇大其詞，在中國問題上就是如此……外界恐懼中國不是單方麵的事情，而是相互作用的結果。”政府絕對不能置民眾安危於不顧，但政客們也絕對不應該為了作秀而“誇大其詞”，何況是莫須有的“威脅”。該書列舉了一個十分典型的女政客——美國副總統的妻子琳恩·切尼（Lynne Cheney）。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前，在小布什政府召開美國21世紀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時，她聲稱中國是美國當前最大的威脅，美國不久之後就會和中國兵戎相見。美國21世紀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之一加裏·哈特（Gary Hart）說：“我相信，要不是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我們現在可能已經和中國對決了。”該書公允地評論道：“如果當時真的開戰，那也不是由中國的意圖、做法和威脅造成的，而是新政府上台後的種種假想在作怪。”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前主席羅伯特·A·卡普（Robert A. Kapp）也表示，他從沒見過美國政客這般明目張膽地利用中國：“在競選後期，如此多的美國地區將同一個國家列為攻擊目標，這是前所未有的，是一場處心積慮的博弈， 我覺得這很可悲也很卑劣。 ”
五、西方媒體的惡意炒作、肆意散布是“中國威脅論”被放大的重要原因。為了說明這個觀點，作者又列舉了一個借惡意炒作種族主義來散布“中國威脅論”的例子。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文章稱：“中國在全球事務中越來越重要，占中國人口90%還多的漢族突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凝聚力的處於支配地位的民族——漢族將通過戰略聯盟、積極的貿易政策和同化國內少數民族來維持它的主導地位。相反，西方民族沒有那麼團結，組織上更加分散，所以正在漸漸失勢……漢族已經成為部落的超級首領，它將其他族群——中國的少數民族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當作一個龐大的半殖民地外緣。隨著經濟和軍事力量的日益強大，如果漢族想要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這些‘次等’文化部落的話，他們可能很快就能辦到。”對西方來說，這樣的中國實在令人不安。2010年10月，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國民間組織“公民反對政府浪費”利用了人們對中國科技實力和人口規模的恐懼，製作並播出一部“中國教授和學生”顯然“對奴役美國人的這個想法都感到非常高興”的廣告片。該書公正地指出：“事實上，為了消除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也采取了5 86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該廣告卻完全忽視了這一點。”
六、國際上某些人濫用“軟實力”概念，造成對中國的誤讀和曲解。該書列舉了兩個典型例子。一個是美國記者喬舒亞·庫蘭茨克（Joshua Kurlantzick），他寫道：“軟實力已經變味了……對中國人來說，軟實力指除軍事和安全領域以外的所有事物，不僅包括流行文化和公共外交，還包括援助和投資等更具有強迫性的經濟外交手段。”他認為中國極大地擴展了軟實力的含義，已經超出了約瑟夫·奈給出的原本定義。該書嚴肅地指出喬舒亞·庫蘭茨克的錯誤：“他的這個觀點並不準確，原因有兩個。第一，盡管市麵上有很多關於軟實力的中文著作……但庫蘭茨克在做出上述論斷時並沒有引用參考文獻。在中國，幾乎每一個領域都在廣泛使用軟實力，因此軟實力有許多不同的表現形式，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如果說中國人把具有強迫性的經濟措施納入軟實力的範疇，從而重新定義了軟實力，那就有點兒過激了。第二，從更抽象的角度來說，如果有人試圖將硬實力和軟實力歸為一類，將強迫視為軟實力的一部分，那麼軟實力這個概念就會嚴重受損，以至於沒有研究分析的價值。那我們就不禁要問：把權力進行分類還有什麼意義呢？”然而，庫蘭茨克並不是唯一持這種觀點的人。該書還援引了一份美國國會研究報告，該報告稱中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主要源自它的對外援助、貿易和投資”。“中國在東南亞不斷施展軟實力——文化、外交、對外援助、貿易和投資等非軍事收買手段——已經對美國外交政策構成了新的挑戰。”該書指出，在這份研究報告中，“軟實力的含義被修改了——收買成為軟實力的一種方式……但嚴格來說，這些都不屬於軟實力的範疇”。這些評論反映出邁克爾·巴爾對軟實力本質的準確理解和嚴謹的學術態度。他指出：“盡管中國許多評論家忠實於奈關於軟實力的定義和理解，但還是有所不同：對中國來說，軟實力並不局限於在國際上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在國內施展軟實力也同等重要。”該書還高度評價了中國古代先賢對“軟實力”的理解和運用。他談到了孟子 “仁者無敵”的軟實力思想：“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他也談到了孫武的軟實力戰略思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他還談到了孔子的軟實力思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這些引用既表明了邁克爾·巴爾對軟實力的深刻理解，也表明其對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推崇。
還應該看到的是，邁克爾·巴爾肯定中國在海外建立孔子學院、提升中國軟實力的正當性。他說：“孔子學院比國家形象宣傳片和媒體網絡更能體現中國崛起。通過開設孔子學院（課堂），中國可以教外國人——常常是孩子——說漢語……中國軟實力的發展受益於硬實力的增強，但並不是其必然結果。事實上，中國重視軟實力是出於國內外的雙重考慮。中國越來越重視軟實力，積極宣揚自己的價值觀，是因為中國希望擁有一個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提升發展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