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主張公正地看待中西方的政治優劣。該書認為：“貼標簽（中國是專製的，西方是自由的）的做法不僅會使人們無視中國存在的自由之處，也會忽略西方自由受到威脅的可能性……自由主義總是受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攻擊；公開透明既是它最大的優點也是它的弱點。”該書強調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有自己值得自豪的優越之處：“美國人的話語裏充滿了對教化使命的強烈信念：‘山巔之城’或者‘地球上最後最美好的希望’。很多美國人都真的相信，美國的政治經驗放之四海而皆準。也有中國人深信中國文化傳統具有普世價值。早期的清教徒認為建立美國是上帝的旨意，定居者因為與神立約，所以都是上帝的選民。這些自我認識常常得到偽科學的支持，例如達爾文認為‘美國取得的卓越成就和美國人的高尚品質都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巴爾建議西方不要恐懼，而要把中國作為一麵認識自己的鏡子。他說，麵對中國這麵鏡子，“照鏡子的人不同，自省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印度或許看到了自己的未來；美國、歐洲甚至日本或許想起了自己喪失的權力。這些‘映象’準不準確其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暴露了那些隱藏在集體無意識裏的希望和恐懼。”
八、肯定“北京共識”（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該書指出，這個說法本身也不是中國首創的，而是由美國評論家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最早提出。言外之意，並非中國自己搞出個“共識”來跟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較勁，而是美國人搞出來的，然後又緊盯著不放。“中國在削減貧困方麵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功。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為11%，超過5億人口成功脫貧。識字率從1982年的66%提高到2008年的94%。嬰兒死亡率在1990~2005年下降了近40%，1970年每千名活產嬰兒就要死亡80例，而到了2008年則降至17例。同期，電話使用率增長了94倍還多，達到57.1%。可支配收入和消費率每年增長約18%，而這一數字在美國僅為2%。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彙儲備國——截至2010年約有2萬億美元。”托馬斯·弗裏德曼在一則社論中寫道：“一黨專政固然有其缺陷，但是，當它是由一個相對開明的群體領導時——比如現在的中國——一黨專政同樣具備強大的優勢。單一政黨能夠強力推行那些在政治上存在難度但的確有利於社會在21世紀向前發展的重要政策。”該書又提及自由撰稿人薩拉·萊茜（Sarah Lacy）就她在夏季達沃斯論壇的經曆發表的評論：中國高效的“辦事”能力是他們這些外籍人士在會議上反複討論的主題。她還坦率地指出：“在西方，太過親華會被鄙視，所以人們不太願意公開地表示自己親華。但有很多商人，他們羨慕中國的辦事效率，就在他們的領導層還在為醫療改革爭論不休、玩黨派鬥爭遊戲、進行沒完沒了的選舉活動並浪費時間裝腔作勢時，中國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就。”當然，邁克爾·巴爾在肯定中國成功的同時，也不回避中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他指出：“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北京共識的弊端，比如貪汙成風、地區間商業競爭殘酷、擾亂市場秩序、缺乏言論自由、收入差距擴大、享受不到社會福利的農村地區爆發大規模的社會抗議活動，以及現在才開始著手解決的環境汙染問題。”
九、充分肯定中國媒體建設的成就。該書詳細地列舉了中國媒體的發展勢頭：1978年，中國每100人有不到一台電視機，不到1 000萬人有電視看。到了2003年，每100人中有35人擁有電視機，超過10億中國人能看上電視。中央電視台（CCTV）於1958年正式開播，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仍隻在晚間播出節目。如今，中央電視台有16個全國性頻道，一天24小時節目不斷。此外，它還開啟了有史以來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媒體攻勢。同樣，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目前在世界各地有100多個分社。早在2010年年初，中國媒體就加快了發展步伐。首先，中國新華新聞電視網（CNC）推出了24小時環球英語電視新聞台，接著又開通了中國網絡電視台（CNTV）。CNTV還主辦了一個麵向世界近百個國家的網站，而CNC則推出了英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俄語等語種的新聞、商業和生活類節目。此外，已有10年之久的CCTV-9英語頻道改名為CCTV News，100多個國家都可以收看該頻道的節目。2010年中國領先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在英國創辦了周刊。該報在美國和中國香港也采取了類似的舉措。2009年，中國推出了《環球時報》英文版和英文環球網。該報旨在“更好地向世界傳遞中國的良好形象”，是對《人民日報》的有效補充，目前發行量超過100萬份。《人民日報》目前有阿拉伯語、俄語、法語、日語、英語和西班牙語6個外語版本，發行量達300萬份。據紐約世界品牌實驗室（World Brand Lab）統計，《人民日報》已經躋身全球最佳品牌500強。在廣播方麵，中國也試圖大展拳腳。就在美國廣播公司衰落之際，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正穩步增加其短波頻率。2000年，中國有152個短波頻率，而美國有263個；到2009年，中國的短波頻率已增加到293個，美國則減少到205個。英國和美國的情況大體相似。
中國的媒體攻勢可能在發展中國家更有影響力。舉例來說，新華社有價格優勢。在提供新聞方麵，訂閱新華社的新聞要比訂閱美聯社、路透社或法新社的新聞便宜得多。為了吸引發展中國家，新華社甚至免費為客戶提供內容、設備和技術支持。這種交易主要針對中東和非洲，這些地區的人們也迫切需要了解西方之外的觀點，而且也不太在乎新華社會進行新聞審查，尤其當報道與中國無關時更不用擔心。
盡管邁克爾·巴爾對中國的態度是友好的，對“中國威脅論”也持否定態度，但他對中國的認識仍存在一些誤解和局限性。
1. 對中國傳媒在提升軟實力方麵的作用認識不足，顯得有些以偏概全。比如，他認同以下觀點：“過於心急地推廣劣質的傳媒產品可能會適得其反，不僅不會提升中國軟實力，反而還會招人‘鄙視和嘲笑’”，“這就嚴重地遮蔽了中國文化軟實力非常貧瘠的一麵”。
2. 誤以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等關於民族的觀點仍然是今日中國人的民族觀。諸如“最大的力是血統”。
3. 對當代中國學界了解不夠，容易把個別學者並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當成大多數人的共識。“天下”理論就是一例。中國人心中、嘴上、筆下的“天下”，深奧、複雜、多樣，絕非一個“等級體係”所能概括。
總體而言，本書既有大量頗有價值的思考和見解，也有一些需要商榷的觀點。而給人最大的啟迪是：由於中西方曆史文化傳統不同、價值觀不同、社會製度不同、利益本位也不同，加之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博弈和各國內部相互交織的矛盾，所以各國政府和人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和處理難免存在分歧。這些分歧的出現，除少數別有用心的政客和專為自己謀取私利的決策者外，絕大多數人都是基於認識的差異，邁克爾·巴爾也不例外。因此，建立良好的國際關係，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如何減少誤解，求同存異，力戒衝突，爭取和諧共贏。隻有加強交流、深化交流、增進相互了解、做到真正理解，才能達到這個目標。《中國軟實力：誰在害怕中國》所揭示的絕大多數問題的症結都在於中國與西方彼此了解不深、理解不夠。所以，本序言就以“了解勝金，理解萬歲”為題。但願邁克爾·巴爾和其他所有中外讀者朋友們也能以此序為線索，進一步了解、理解中國和世界。
“軟實力威脅”、“中國恐懼”和西方的脆弱
龐中英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這本書讓“我們”（中國人）了解“他們”（西方人）為什麼會有“中國恐懼”。這裏姑且不說“中國”到底指的是什麼。
前幾年，西方對中國主要是“關切”，現在則上升為“恐懼”。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演化，值得注意。據大公網報道，某中國部級官員在與一些歐洲部長會談時了解到：“麵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歐洲對中國的感覺‘並非僅是疑慮，而是恐懼’。”
為什麼恐懼中國？恐懼中國什麼？這些可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難以簡單回答。
在科學研究的意義上，“中國恐懼”這一現象值得觀察和分析。一位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生活過的英國學者以“中國恐懼”為主題，從“軟實力”的角度出發，寫了《中國軟實力：誰在害怕中國》一書，回答西方世界（主要是英美國家）存在的“中國恐懼”現象。應該說，這是截至目前，我看到的比較獨特的研究“中國恐懼”的專著。
西方恐懼中國，仍然是一種從西方出發、以西方為中心的看法。西方有著關於“恐懼”的文化。美國立國的理由之一是為了“免於恐懼”。免除了恐懼被叫作“自由”的一種。也即，有了恐懼，就不自由了。“二戰”期間，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41年1月6日發表聲明，提出了著名的“人類的四大基本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
從中國人的角度觀察西方對中國的恐懼也許會很有意思，也值得推薦給各位。這裏我僅想指出一點，即西方的對華恐懼心理也許反映了西方的內在脆弱性。
曾做過美國國務院短期高級外交官的謝淑麗教授在2007年出版了她關於中國的厚重之作《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在這本書中，謝淑麗的核心觀點是，“崛起的中國”即使可以看作美國之後的“另一個超級大國”，卻是“很脆弱的”。
受到《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一書的啟發，我認為，“中國恐懼”，包括對“中國軟實力”的恐懼，實際上體現的是一種西方的脆弱性。這是我在這裏要表達的一個核心觀點。
《中國軟實力：誰在害怕中國》的作者說，西方對中國的恐懼發生在兩大幾乎同時發生的世界事件之後：“中國崛起”和“西方危機”。後者指的是“西方深陷哲學和政治質疑”——西方人“懷疑自身製度，開始質疑其長期持有的普遍價值觀以及自身政府體係的優越性”。
這本書指出，“恐懼反映出一個人、一種文化，甚至是整個國家的這種脆弱性”；西方“通過對華恐懼來表達其自身的道德困惑和文化分歧”。
在過去30多年裏，中國人總是高估西方，而往往低估西方的脆弱性，甚至根本想不到。在我看來，“中國恐懼”反映的正是西方的脆弱性。
有一些東西似乎確實能夠支持西方的“中國恐懼”，比如“中國軟實力”對西方的威脅。“中國軟實力”最近成為多位西方作者熱衷的議題。
當然，西方談論中國的主流論著強調的仍是中國的船堅炮利，即經濟和軍事的高速增長，而非發展模式、文化和認同等隻能意會的非經濟、非軍事的東西。這位作者指出：“在本書中，我強調對華態度背後的文化因素而非政治經濟因素，這也在某種程度上糾正了僅僅關注硬實力威脅的趨勢。”從這個方麵看，該書的論述角度的確與眾不同。
關於西方對“中國軟實力”的關注、研究甚至恐懼，我在這裏要說幾句。
並非隻有“軟實力”才是一個國家真正的實力，而是說，軟實力是比硬實力更加重要的實力。大國崛起的曆史表明，國強民富、船堅炮利的崛起本身代表的不僅是“硬實力”，而且是“軟實力”，但是，暴富，尤其是一夜暴富，走捷徑的“有水快流”帶來的“發展”，即使在“硬實力”的意義上，也充滿了問題，其背後更是缺少“軟實力”的基礎，無法持久。所以，“軟實力”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大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