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實力”是西方（美國）概念，已成為西方衡量中國之力的一種流行方法。
西方關注中國的“軟實力”，也不過是近10年的事情。一開始，西方並沒有注意到“中國軟實力”問題。原因很簡單，除了西方的過度自信外，主要是因為西方認為中國根本不可能在“軟實力”方麵與其競爭。被中國人廣泛引用的已故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的話就是這方麵的明證。這位“鐵娘子”說過，“中國隻出口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
在過去10年，西方的代表性學術機構多次邀請我專門談“中國軟實力”，包括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和北歐亞洲研究協會等。從與西方學術交流的角度看，當前和未來的“中國軟實力”確實是西方關注的一個焦點和焦慮所在，因為“中國軟實力”事關未來世界秩序的曆史性轉換。
關於“中國軟實力”，西方存在兩大學派。一派是誇大“中國軟實力”，並將其上升到對有關國家（如美國）的“威脅”的戰略高度。這本書提到的“中國發展模式”就是這一派論述的中心議題之一。另一派則是藐視“中國軟實力”，認為中國尚且不知什麼是真正的“軟實力”以及如何培養真正的“軟實力”。
耐人尋味的是，中西方到底如何在“軟實力”問題上對話。正如本書作者所說，有的西方人想批評中國，但批評不到點子上，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所以，西方應該首先更新關於中國的知識，然後再談論“中國軟實力”及其影響。
難道本書作者真的更好地了解了中國？讀者可以通過閱讀本書，看看他是否做到了這一點。
“中國恐懼”是西方的症狀，而不是中國的問題。但是，由於這個症狀與中國有關，因此中國無法置身事外。我的建議是，即使我們認為這樣的西方反應有點兒可笑，也不應該簡單化處理。反駁和否定西方並非最好的回應方式，因為這可能適得其反，加劇西方的“中國恐懼”，加劇中西關係的某種“惡性循環”。
“中國恐懼”也許是多餘的、神經質的，最終會發現隻是虛驚一場。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本身會令我們恐懼，因為“中國恐懼”的消極後果很多，中國和中國人有可能需要為此付出巨大的國際代價。西方可能會限製中國人進入，拿到西方國家簽證可能變得更加困難。那些恐懼中國的外國政府和人民可能本能地、粗暴地抵製中國的一切。
針對這一情況，我們也許需要改變應對的方法和內容。一再向西方保證“中國不稱霸”或者“中國崛起有利於西方”，幾乎是繼續助長西方的脾氣。害怕西方，因為西方“恐懼”“中國軟實力”而不敢全麵發展“中國軟實力”，相當於遷就西方的弱點。
總之，假如中國作為醫生來治療西方的恐懼症，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對症”，然後才是“下藥”。這本書，有助於我們“對症”，也有助於我們“下藥”。
2013年5月於北京
寫這本書的想法源於BBC（英國廣播公司）第四電台的一檔訪談節目。那期節目的嘉賓是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的一位高管，當主持人問“中國一直在俄羅斯和拉美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油氣投資，我們是否應該擔心”時，這位中石化代表給出了意料之中的答案：無須擔心。中國正在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需要大量的能源資源來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全世界。主持人接受了這個答案並繼續後麵的節目，而我腦海裏一直在想主持人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當然，部分原因是人們普遍關注有限的自然資源的供給問題：需求旺盛、不斷崛起的中國會不會奪走我們的供暖能源和汽車燃料？但在我看來，這遠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盡管其他國家的影響力沒有中國大，但也在紛紛搶占能源市場。如果波蘭或者印度也以同樣的速度購買能源和原料，主持人會對其提出同樣的問題嗎？人們對中國的恐懼是否與其規模有關？目前中國有14億人口，也就是說地球上每5個人中就有1個中國人。印度人口預計將在2030年超過中國。盡管大家也在議論印度的興起，但比起中國來，他們似乎並不那麼害怕印度。
主持人表達的不僅是一己之慮，許多國家都在問同樣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擔心中國的崛起嗎？盡管越來越多的中國石油公司開始上市，但大部分仍然受國家控製。是這個事實引起了人們的憂慮嗎？如果是，這些國家會不會不希望看到中國取得成功？在談論中國崛起的時候，有些言論稱中國在道德上不及英國。這樣的論斷有道理嗎？如果有，那這說明中國在英國人的想象中是什麼樣的呢？
該不該擔心中國崛起這個問題又引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誰在害怕中國？在我看來，這需要視情況而定。“怕不怕中國”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命題，而是一個有著雙重可能的命題。在某些情況下，個體、家庭、團體或者國家可能既是贏家又是輸家。外國公司可以從中國進口產品，享受低廉的價格；中國的科技創新可以帶來新的創意和更多的選擇——輕型超級計算機、清潔能源技術；中國留學生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等。與此同時，這些趨勢也會給受益者帶來負麵的影響。各個大學招收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以賺取更多的學費，但這樣一來就減少了當地學生入學的機會，加劇了競爭。
中國正在深刻地改變世界，但若認為中國的崛起僅僅是自給自足經濟的結果，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國成功的原因之一在於其“去垂直化”的跨國網絡生產。這意味著職能和服務部門從一體化的管理模式中分離出去，外包給那些生產效率更高的外國合作公司。因此，中國政府在建造高速鐵路網絡或核電站時，不僅增加了國有企業的訂單數目，也增加了西門子、西屋電氣及其他國際公司的業務量。由於發達國家的創新者們不喜歡和大型垂直一體化公司合作，這些新的生產模式能夠幫助他們以更低的成本將創意轉化為產品。
並非隻有經濟產品是合作生產的。西方的自我定位往往影響其對中國的定位，兩者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通過進一步挖掘BBC訪談中的問題，我發現，對中國崛起的恐懼不能簡單地和常規的“硬實力”問題聯係起來，比如經濟增長、自然資源以及軍事力量。誠然，這些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其背後有著更深層次的身份認同問題。獲得一份工作或者有安全感不是目的本身，它們隻是實現 “過上美好生活” 這一目的的方式。換句話說，中國崛起不僅是一個經濟事件，還是一個文化事件，影響著我們的身份認同。因此，隻關注國際關係的傳統結構就會忽視文化在塑造人們思考、行為和看待他人的方式上的作用。
我並不是說有些人並不真的害怕中國崛起，但是關於這種恐懼的談論大多流於表麵，沒有從內部進行根本分析。當然，這也情有可原：較之自己，人們往往更容易識別他人身上的愛國主義情結。但恐懼在某種意義上是主觀的，是對感知到的威脅的一種情感反應，與威脅真實與否無關。所以，對中國的反應不一定與中國的情況有關。這麼看來，“中國恐懼”所能揭示的，常常是那些懷有這種恐懼的人，而不是中國本身。政治學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曾寫道：“告訴我你怕什麼，我就能告訴你你是什麼樣的人。”他對情感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頗有研究。
此外，人們的認知也會受到所處環境的影響。一個事物若要引發人們的恐懼，那麼它出現的環境就必須讓人覺得可怕。“中國恐懼”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中國崛起之際正是西方人深陷哲學和政治質疑之時：他們懷疑自身製度，開始質疑其長期持有的普世價值觀以及自身政府體係的優越性。畢竟，進步與過去關係不大，而是當下自信的一種表現。與中東（西方眼中的另一個他者）不同，隨著自身的崛起，中國似乎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希望。
但恐懼不僅僅與問題本身有關。從根本上說，它關乎陷於恐懼中的自我。情緒可以用來反觀自照，因為困擾我們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們對它的看法。然而恐懼時最難自省。海德格爾寫下這樣的話來提醒我們：“恐懼者被自己的情緒所控製。當他努力想要擺脫這種情況的時候，他對一切都不確定了，徹底驚慌失措了。”恐懼反映出一個人、一種文化甚至是整個國家的這種脆弱性。人們往往會恐懼即將發生的事情，因此他們內心會充滿不確定性，把（有時是毫無根據的）猜測也視為合理。
在這種情況下，恐懼會讓大家在麵對外在威脅時形成一種集體認同感。政治恐懼不會憑空出現，肯定是有人製造並維係的。政客會反複強調，一個國家至高無上的職責就是保護它的國民。所以在應對像洪水、疾病或石油泄漏等會引發恐慌的危機時，政府必須把情況解釋清楚。但這樣做反而會加劇人們的恐懼，因為國家在解釋自己行為合理性的時候會提到這個危機，這本身就會製造恐懼。為了讓自己的解釋聽起來更合理，政客有時還會誇大其詞，在中國問題上就是如此。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害怕中國；即使害怕，原因也不盡相同。東南亞對中國崛起的反應與印度不同，而印度的反應又和歐洲不一樣。盡管如此，人們都傾向於把對中國的恐懼與民主理念的削弱聯係起來。其實，恐懼甚至會縮小民主與集權之間的差距，因為借恐懼之名，政府會強製采取措施，而這恰好違背了其追求法治和合法程序的承諾。你隻要想想西方對伊斯蘭國家的態度就會明白。它們對伊斯蘭國家的恐懼由來已久，“9·11”恐怖襲擊事件隻不過加劇了它們的恐懼而已。
古往今來，世界對中國的看法都不盡相同。起碼對西方人來說，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既受到中國的影響，也受到本國國內因素的影響。18世紀耶穌會教士對中國的描述側重於其良好的政治體製、考試製度和法律製度。然而，此後不到100年的時間，歐洲開始工業革命，中國由於沒能跟上經濟現代化的潮流而日漸衰落。於是，西方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這主要是歐洲自身發展的結果，而與清朝時期（1644 ~ 1911）中國的變化關係不大。例如，早在18世紀，伏爾泰和萊布尼茨就利用中國所謂的“哲學之王”模式攻擊腐敗的法國和普魯士君主。在20世紀60年代的“文革”中，許多知識分子希望能在國內進行革命。我們會發現這種趨勢還在延續。
中國也用自己的偏見來看待西方，並在這個過程中賦予“西方”一詞以意義。在中國，無論官方政策還是流行文化，都是從“屈辱世紀”這個角度來看西方，即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被迫開放貿易，割讓領土給歐洲列強甚至日本，這是最屈辱的曆史。中國在形成不斷變化的民族認同時帶有矛盾的情緒，所以中國問題專家柯嵐安（William Callahan）稱中華民族為“悲觀的樂天派民族”。民族主義的產生和削弱是個循環反複的過程，城市的和農村的、富有的和貧窮的、內地的和海外的中國人都參與其中。這樣，中國共產黨通過建立反西方的民族主義來提高自身的合法性。愛國主義教育和主流觀點相互交織，正如中國一度輝煌的文明帶來的自豪感和被欺侮的屈辱感交織在一起。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國內政治和外交關係密不可分。它們共同把國家的安全感和民族主義的不安全感關聯起來。然而，這種隨意貼標簽（中國是專製的，西方是自由的）的做法不僅會使人們無視中國存在的自由之處，也會忽略西方自由受到威脅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認識到身份認同易變的本質，中國人和西方人都是如此。
本書把中國當作一麵鏡子，透過這麵鏡子，不同的國家和民族能看到各自的希望和恐懼。兩個世紀以來，西方——我認為就是BBC主持人在節目中所說的“我們”——第一次失去中心地位，其中最核心的是麵臨一場身份危機。作家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是對的：西方如果能摒棄私利並正視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就不會有麻煩。中國目前正在推進這一進程，並將堅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