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新興國家爭取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似乎給世界其他地區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越來越多的悲觀主義者認為，幻想當今國際秩序成為“人類從侵略衝突走向和平繁榮共存”的下一階段，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謬論”。自由撰稿人卡皮·考默萊迪（Kapil Komireddi）在《衛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印對立關係的文章，她認為：
中國“和平崛起”的想法總是想象勝過事實……與20世紀後半期的美蘇衝突相比，21世紀的中印衝突將會更加複雜。迄今為止，中印衝突還沒有受到西方國家的關注。但在不遠的將來，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必須要選擇陣營。現如今岌岌可危的和平必然是戰爭來臨前的平靜。
和“媽咪之戰”一樣，這篇專欄文章鞭辟入裏，直擊要害，至少225位讀者發表了評論。
關於中國的文獻也不乏預測戰爭的內容，快速在網上搜索一下便可以看到如下內容：《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中國：日漸增大的威脅》、《超限戰》等。這隻是一部分合悲觀主義者胃口的作品。這些標題對當權者有什麼影響嗎？記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講述了他與美國前參議員、總統候選人加裏·哈特的對話。身為美國21世紀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之一的哈特告訴法洛斯，2001年早期（“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前）與小布什政府召開委員會會議時，“一位女共和黨委員說，目前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不久，美國就會和中國兵戎相見。戰爭無法避免，如果這樣耗下去，隻會削弱我們的實力”。沒人公開讚成她的想法，但“她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委員會會議上都發出了同樣的呼籲，碰壁三次後她離開了委員會”。她就是副總統的妻子琳恩·切尼。哈特說：“我相信，要不是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我們現在可能已經和中國對決了。”如果當時真的開戰，那也不是由中國的意圖、做法和威脅造成的，而是新政府上台後的種種假想在作怪。
這些例子反映了政治學家潘成鑫提出的中西關係“實證主義認識論”。也就是說，認為中國是威脅的觀點，本質上與西方（尤其美國）政策製定者將自己看作是具有安全意識、維護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力量有關。這是一種主觀解讀，可以有效地排除其他對華策略，反過來，又會增加這種看法變成“現實”的可能性。這種做法常常使權力政治合法化，有助於將“中國威脅”變成地緣政治上的現實，從而製造出那個原本隻是進行理論描述的問題。當然，“他者”的建構是無法避免的。當看法被當作客觀實體，用來發現一個“在那兒”等著被發現的身份，問題就出現了。這實際上忽視了看法和實踐之間的關係。正如潘所說，當代關於中國的言論存在嚴重缺陷，不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不準確，而是他們無法從對中國的看法中看到自身的影子。自相矛盾的是，他們對中國的反應臆想過多又想象不足。
當想象肆無忌憚
從上述例子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外界對中國的想象有著驚人的影響力。外界對中國的感知建立在虛誇的語言和事實的基礎之上。在某些情況下，這會導致他們以先入之見看待中國。在對中國的發展做出回應時，外界形成了預想的習慣，鑒於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斷攀升的科研和軍費開支、漢語的廣泛傳播、人員的全球流動以及在東南亞的地區影響力（華人僑胞對當地的長期影響力最大），他們認為未來將由中國主導。這被稱作“想象中的中國權力”。
想象中的中國權力源於外界的假想：要麼中國已經具備超級大國的地位（不管從軟實力還是從硬實力方麵看），要麼中國即將取得這一地位。除了對中國現狀的恐懼外，外界對中國未來走向的恐懼也造就了他們的恐華心理。這一點可以從《中國教授》的廣告片以及琳恩·切尼對中國發動先發製人的戰爭這一主張中看出來。至少從20世紀90年代起，評論家就一直認為21世紀當屬“中國的世紀”。鑒於此，中國當局不必采取幹預手段來影響他國或向他國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國際關係學者閻學通教授似乎認為，對中國而言，隻要處理好國內的經濟問題，確保經濟持續增長本身就足以保證中國的大國地位。
從第1章我們可以看出，大多數寫中國軟實力的作家本身對這個話題並不感興趣，隻是為了對這個話題下的西方軟實力進行討論，以及研究後者如何從中國手裏重新奪回主導權。西方擔心中國軟實力的崛起與他們擔心失去自身的主導地位如出一轍。對渴望保持霸主地位的西方國家來說，製造那些本應避免的言論和危險，他們的擔憂或將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早在2 000年前，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曾警告世人：認為衝突不可避免的想法反而會成為衝突的一個起因。因此，外界看待和應對中國崛起的方式，可能會在現實中增強中國的力量和影響力。若一方認為戰爭在所難免，就會做出相應的軍事準備，而此舉也會讓對方堅信自己的恐懼並非空穴來風。這就陷入了“安全困境”：一國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會導致其他國家采取同樣的手段，即使任何國家都無意加害他國，但結果卻加劇了緊張局勢。
盡管諸多跡象顯示，中國正在努力打造新的國家形象，但自身的思想定位仍然有待完善。第3~7章討論了中國如何讓人們重新認識中國是什麼、中國代表什麼以及中國怎樣做這三個問題，但也談到中國的方法尚不成熟，國內外政策中充斥著太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中央電視台發起全球宣傳，而部分國人卻認為其虛偽做作；國家形象片旨在宣傳中國的和平形象，卻加深了外界對中國的恐懼；孔子學院既受歡迎又被懷疑；中國政府倡導不幹預政策，卻在財政上支持那些讓人質疑整個國家體係的項目。
但外界對中國的反應常常會忽略這個深刻的辯論以及中國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性、中國在21世紀角色的不確定性。相反，許多中國的對手傾向於買中國政府的賬，認可其國家統一的宣傳。柯嵐安說，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安全問題與構建中國國內和國際政治的認同問題緊密相關。中國學者也持有同樣的觀點。北京外交學院的一位領導表示，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所麵臨的真正問題不是諸如怎樣適應多邊組織等問題，最緊迫的問題是中國麵對國際體係的認同困境，即中國的角色。
當今中國社會呈現明顯的多樣性：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心懷不滿的城鎮勞工、富裕的商人、年老的退休人員、廣大的農村人口、家中的“小皇帝”、“藏獨”分子、反“藏獨”人士、基督徒、穆斯林、民主人士、馬克思主義者等等。如此龐大的多樣性令人震驚，人類曆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實現巨大的發展，這一事實又加劇了多樣性。結果是，中國麵臨一係列棘手的難題，比如公共醫療體係資金不足、水資源短缺、食品汙染、腐敗猖獗、法律體係脆弱、房價飛漲等等。若認為中國已經通過新的“北京共識”找到了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方法，那麼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中國本身也在尋找解決上述問題的出路。中國的未來——甚至是中國對未來的打算——都是不可預測的謎。或許在西方人捏造中國崛起“事實”幾十年之後，中國內部的各種聲音就會越來越堅持他們自己對過去的描述和對未來的設想。
因此，外界對中國的恐懼促成了“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概念的形成：民族是社會建構的，是想象出來的，每一個民族成員永遠都無法完全了解自己所處的這個集體，但人們未必非得成為這個集體的一部分才能參與這種建構。追溯中國的發展曆程非常有趣，似乎世界並非隻創造了一個想象中的中國，而是好幾個。有人認為中國注定會和平崛起，“世界道德脊梁”將會解決一切衝突。也有人認為一個女性野心勃勃的國家勢必會奴役美國。人們讚同哪個觀點就體現了他們的世界觀和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