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西方國家眼中的中國
2010年秋天，關於中國的幻想鋪天蓋地。接下來我們將看到幾個例子，這些例子展示了中國如何在更加廣泛的政治文化辯論中充當（並將繼續充當）背景和妖魔化靶子的角色。
中國“幽靈”
2010年10月，美國民間組織“公民反對政府浪費”為了解決美國預算赤字和國家債務問題，發起了一個全國性的廣告活動。該組織製作了一則30秒的廣告，在美國各大有線電視網播放，廣告的背景設定在“2030年的北京”。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則商業廣告全部使用普通話配音（盡管有英語字幕），堪稱美國電視史上第一則中文廣告。在這則廣告中，一個“中國教授”在禮堂給學生上課。他身穿黑色中山裝，不用指揮棒，隻用揮動手臂便能夠改變身後屏幕上的圖像。禮堂裏光線昏暗，整個場景蒙上了一層青灰色，大廳一側的牆麵上懸掛著紅衛兵、毛澤東和“革命造反派”的巨幅圖片，背景音樂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這位“教授”問：“為什麼強大的國家都會走向滅亡呢？”這時屏幕上出現了各個衰落帝國的畫麵。台下的學生聽得津津有味，輕輕觸控手裏的iPad（蘋果平板電腦），展示放大了的華爾街證券交易所的圖片。他解答說，古希臘、羅馬帝國、大不列顛帝國和美國都“違背了那些成就自己的原則”。美國政府“企圖以龐大的開支和稅收來擺脫嚴重的經濟衰退，接管私有企業，結果債務累累”。“教授”停頓了一下，鏡頭對準了他。“當然我們是他們的大債主”，說這句話時，一麵五星紅旗鋪滿了他身後的整個屏幕，“現在他們都得給我們幹活”。話畢，“中國教授”露出邪惡的笑容，台下學生也哄然大笑。廣告的結尾傳來英語畫外音：“你可以改變未來，你必須改變未來。加入‘公民反對政府浪費’組織，阻止美國走向破產，減少龐大的政府開支。”
從結尾可以看出，廣告的意圖就是嚇唬美國民眾，引起他們對不斷增長的預算赤字和國家債務的重視。其實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傳遞這個信息，本不必和中國扯上關係。盡管這則廣告充滿了赤裸裸的種族色彩，但從美學的角度看，無論是燈光的使用、時間的把握還是舞台背景的布置，都營造出一種大禍臨頭的感覺，這無疑是個了不起的美學作品。廣告裏渲染的氣氛讓人聯想起“黃禍”這個詞，在19世紀和20世紀該詞曾被用來描述西方國家對大批中國勞工移民的恐懼，因為在西方人眼中，他們對白人的工資和生活水平構成了威脅。除此之外，這則廣告也利用了人們對中國科技實力和人口規模的恐懼，廣告裏的“教授”和學生顯然對奴役美國人的這個想法都感到興奮。事實上，為了消除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也實施了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該廣告卻完全忽視了這一點。
這則名為“中國教授”的政治廣告也需要扮演學生的臨時演員有一定的想象力。這些學生都是由亞裔美國人扮演的，目光銳利的觀眾可能已經注意到了廣告是在弗吉尼亞州一所社區大學裏拍攝的。這些臨時演員明顯都是從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的帖子上或者弗吉尼亞校園裏發的傳單上看到的招募信息，即“19~27歲，長得像中國人”。廣告中，一些扮演學生的臨時演員明顯表現出事不關己的樣子，這表明招募者並沒有事先告訴他們這則廣告的內容，他們也聽不懂“中國教授”在說什麼。一個學生抱怨說，他們隻被告知要在廣告結尾哈哈大笑，但不知道那是關於中國統治美國的玩笑。另一個說漢語的學生則評論道：“這實在太蠢了，我們現在已經是美國人了。”
這則廣告在2010年美國國會選舉時推出，打“中國牌”再次成為當年選舉的重頭戲。選戰角逐中，約有30位美國候選人用類似的廣告指責競爭對手過分同情中國，聲稱這樣會連累美國。這種競選廣告不僅數量多，而且言辭十分尖銳。
在一則電視競選廣告中，一位支持自由貿易的候選人被指責說，他的政策會把美國的工作機會拱手讓給中國。廣告中一條巨龍出現在屏幕上，旁白諷刺地向共和黨人道謝：“就像他們在中國說的，xiè xiè（謝謝）吉布斯先生！”許多廣告都采用了相似的主題，影射候選人特別擅長給普通民眾創造財富——當然，指的是中國的普通民眾。
有人擔心這些廣告會加深美國人對中國的敵意。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前主席羅伯特·A·卡普表示，他從沒見過美國政客這般明目張膽地利用中國。他說：“在競選後期，如此多的美國地區將同一個國家列為攻擊目標，這是前所未有的，是一場處心積慮的博弈，我覺得這很可悲也很卑劣。”
據《紐約時報》報道：“民調顯示，美國人不僅越來越擔心美國的地位在未來幾年會下降，而且他們越發相信中國將占據主導地位。” 2010年早期的一項皮尤調查顯示，41%的美國民眾認為中國是世界領先的經濟強國，比美國的支持率還略高些。美國皮尤研究中心還對1 503名美國人做了一項類似的調查，結果顯示58%的民眾希望加強兩國關係，但65%的民眾要麼視中國為“對手”，要麼把中國看作是“嚴重的問題”。考慮到前麵那些例子反映出來的形勢，這樣的調查結果一點兒也不令人意外，反而肯定了喜劇演員斯蒂芬·科爾伯特（Stephen Colbert）對中美關係的描述：雙方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而是“友敵”。
政治廣告往往反映了文化的多個方麵。距離選舉還有兩個月的時候，《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為“想要統治世界的女人”。雜誌封麵上，中國女商人位於最顯眼的位置，而金發歐美女商人則虛化為背景。雜誌裏有一係列文章討論“為什麼中國女性比美國女性更有野心”，並且指出中國31% 的“高管人員”是女性，而美國僅有20%。文章還稱，登上2010年福布斯富豪榜的14位億萬女富翁中，有一半來自中國大陸。
《新聞周刊》這些文章刊登得正是時候，沒過多久美國就爆發了一場更廣泛、更激烈的公開辯論。這場辯論被稱為“媽咪之戰”，由美籍華人蔡美兒（Amy Chua）挑起，她的著作是辯論的焦點。蔡美兒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教授，顯然也是一位極具野心的女人。她研究中國媽媽和美國媽媽在養育子女的習慣和價值觀上的差別。她認為，西方家長太縱容孩子，愛隨便表揚；而“中國式”教育則要求孩子盡全力，爭取做到最好，甚至采取反複操練的“軍事化”手段，並不斷強調沒有最好、隻有更好。蔡美兒的文章不能反映當今中國的家庭教育方式，反倒是她講的“西方縱容式教育”更符合中國現在的現實情況。但這不是重點，其實她討論的主要對象是美國的華裔。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蔡美兒引用了一份針對50位美國媽媽和48位美籍華人媽媽的研究。該研究的結果顯示，約70%的美國媽媽要麼認為“太看重學習成績對孩子不好”，要麼認為“家長需要讓孩子覺得學習非常有趣”。相比之下，沒有一個美籍華人媽媽抱有同樣的想法。蔡美兒的文章最初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僅這一篇就吸引了近8 000條評論。
最後一個例子是關於托馬斯·弗裏德曼。他一石二鳥，一下子就把《中國教授》這個廣告片和維基解密危機都諷刺了一通。2011年年初，維基解密風波讓西方政府顏麵盡失。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弗裏德曼虛構了一份維基解密曝光的中國駐美外交官發給中國的最高機密。電文裏寫到，美國現在“完全籠罩在一種自我毀滅的氛圍之中，因為美國仍是一個政治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的國家，這肯定有助於我們趕超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和最強大的國家。更令人振奮的是，美國人在所有錯誤的事情上都出現兩極分化”。電文結尾寫道：“目前正在學習中文的美國高中生創下了曆史紀錄，鑒於我們要花2.3萬億美元的外彙儲備收購美國各大工廠，這應該可以確保我們在美國擁有一批來源穩定且會講漢語的廉價勞動力。”
這些例子說明了什麼？盡管這些例子都來源於美國，但如果認為這隻是美國特有的現象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不能孤立地去看這些事例，在全球範圍內，整個圍繞中國的公共話語形成了自我參照的網絡。這樣一來，民意調查引起公眾恐慌，關於中國威脅論的文章又加劇了這種恐慌。廣告宣傳和輿論點評又會把這些新聞當作事實來引用。這就是互文性，指的是一個文本的含義並不僅僅是它自身的含義，而是綜合對它的各種解讀及其他文本的產物。所有關於中國的言論都交織在一張由報刊、博客、政府政策、學術著作、小說和藝術等組成的大網裏。這些文本相互重疊，相互批判，並通過互相吸收來構建自己的觀點。權威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沒有哪部作品（包括這本書）能夠避免這個過程。我們在第6章討論了趙汀陽的“天下學說”。盡管存在缺陷，但他的理論給這方麵的討論設定了參考範圍，因此人們經常在文章中強調“天下”等級製度，即便是在批判這一理論。
除了上述例子之外，還有成千上萬個例子，它們的合力會影響關於中國哪些能說，哪些不能說。外界恐懼中國不是單方麵的事情，而是相互作用的結果：中國的行為構成了外界對它的看法和反應，而這些反應又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中國的言行。我們可以看出，廣告、博客、雜誌、報紙以及學術文章本身都是認同形成過程的一部分。但人們對這一過程並不陌生。旅行作家、探險家和外交官曆來將中國作為衡量他們進步的一種參照。但20世紀的新變化是，人們需要比以前更關心中國的情況。40多年前，時任澳大利亞外交官的格雷戈裏·克拉克（Gregory Clark）寫了一本書——《害怕中國》（In Fear of China）。在書中，他仔細地分析了澳大利亞在毛澤東時代采取的對華政策，並斷定這些政策都是“出於恐懼”才製定的，而這種恐懼多半是觀念和心理上的恐懼。克拉克認為，中國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強勢的，在“文革”爆發前的幾年中國曾努力改善對外關係，但西方不買賬，反而盲目地將中國視為“威脅”，遏製其發展。在克拉克之前，厄普頓·克洛斯（Upton Close）也曾撰文評論新興國家的早期發展階段。1927年克洛斯寫到，中國正在進行“文化反抗”，“培養一批新的亞洲知識分子”。他還說：“在過去400年裏，世界一半人口漸漸降服了另一半人口，現在被降服的人覺醒了，意識到了這種恥辱，他們奮起反抗，要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種說法恰好與當今鄭和的故事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