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靡世界的三大飲料中，我們中華民族對茶情有獨鍾。這不僅因為中國是茶的發源地，更由於茶“潔性不可汙”的高貴品質與“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的神奇魅力。
茶和酒都是人們喜愛的飲品，但兩者卻有許多不同。“琴棋書畫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它。而今七件都改變，油鹽柴米醬醋茶。”這首古詩清晰地表明：酒是屬於精神層麵的，是享受需要；而茶則是屬於物質層麵的，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茶比酒幸運。
從問世的時間長短論資排輩，茶，“發乎神農氏，聞乎魯周公”；酒，“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兩者不相上下。
從社會地位而言，茶最初為藥用，繼而食用，至西漢，茶始作飲料，開始成為宮廷貴族士大夫的專有享用品，此後，興於唐而盛於宋，平穩發展，一帆風順。
唐朝茶事興盛，舉國飲茶成風，有著多方麵的原因。唐代最高統治者直接提倡飲茶，熱衷茶事，以茶輸邊，以茶和親，以茶分賜群臣。官府為滿足宮廷對名茶的需求，督造貢茶，競製佳茗。文人視飲茶為高雅之事，品茗論水，詠詩作賦，著書立說。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茶的專著——陸羽的《茶經》，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茶湯與水的專著——張又新的《煎茶水記》相繼問世。“茶”字也因唐玄宗禦批，取代此前的荼、檟、茗、荈別稱等正式定型。茶事興盛，尤其和佛教禪宗的興盛密不可分。因為禪宗提倡坐禪，夜不能睡，並且隻允許早、中兩餐進食，以便身心輕安，專心致誌，通過身體的修煉達到精神的升華，最終頓悟成佛。飲茶既能提神醒腦，驅除睡意，消除疲勞，又能補充過午不食的水分和營養，因此深得僧人喜愛，飲茶之風傳遍大小寺廟。為滿足坐禪用茶的需要，各大小寺院大力種茶，製茶，研究茶。“天下名山僧寺多”，而名山古刹周圍環境，又特別適宜茶葉生長，所以，“自古高僧愛鬥茶”，眾多名茶，大多產自名山古寺。而禪宗這種能為社會各階層所樂意接受的中國化的佛教，在唐代達到鼎盛時期。佛門崇茶，由僧及俗，轉相仿效，飲茶也借信佛而風行全國。由於佛中有茶，茶中有佛，茶佛一味，茶禪一味，形成了唐朝茶道大行，風俗貴茶的局麵。
到了宋朝，朝廷更加重視茶品的推陳出新，前丁後蔡，爭新買寵。貢茶“采擇之精，製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盛造其極”。舉國上下飲茶成風，到了王安石所說的“人家不可一日無”的境地。為了鑒別名茶品質高下，自京城到許多產茶地區盛行“鬥茶”。參與“鬥茶”的品種，“靈芽動是連城價，妙處人間一水爭”，“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連徽宗皇帝也“上春精擇建溪芽，攜向芸窗力鬥茶”，對這種活動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後，一直到清朝，乾隆皇帝還以“君不可一日無茶”，回對“國不可一日無君”，表達了他對茶的深切喜愛。
酒一開始就是祭祀神的供品，飲酒很早就成為舉國上下普遍的風氣，但酒的發展卻一波三折。酒法多變，時禁時倡。周初即有“禁止飲酒，群飲盡執拘而殺之”的法令。此後曆朝曆代，多次禁酒與開禁。三國時曹孟德一方麵高吟“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一方麵嚴厲禁酒，不惜殺害持反對意見的孔融。這是當政者對酒的態度。社會對酒的態度也褒貶不一，爭議不休。有人愛之飲之，歌之頌之，非酒無以為樂，非酒無以為生。如晉朝的畢卓就認為“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一生矣”。而同為晉朝人的葛洪則認為酒是“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就是同一個人，在對酒的態度上，有時也變化很大。如唐朝的陸龜蒙，起初也十分嗜酒，“幾年無事傍江湖，醉倒黃公舊酒壚”，與皮日休結為詩酒之友，互相唱和，寫下許多優美的酒詩。但後來不知為何幡然悔悟，反戈一擊，作《中酒賦》雲：“有馘畢（畢卓）擒劉（劉伶）之伍，我願先登；有殛狄（儀狄）放杜（杜康）之君，臣能執禦。聿當拔酒旗，平曲封，剖仲（仲尼）榼，碎堯鍾。”前愛之深，後恨之切，判若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