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茅盾在1949年後的創作曆程
理論
作者：商昌寶
商昌寶（1973-），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文學博士，主要致力於20世紀中國思想史、文學史研究。2003年以來先後在《二十一世紀》（香港）《炎黃春秋》《魯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及各大學學報發表文章四十餘篇，合計四十餘萬字，其中多篇文章被多種媒體轉載。出版學術專著《作家檢討與文學轉型》。先後參與編寫《魯迅大全集》《現代中國文學史（1949-2008）》。
身為文化部長，茅盾在公眾視線裏始終是一個奔波於各種會議、活動和運動之間的“大忙人”，給人的感覺是，他“因忙於行政而寫不出新的作品”，加之他本人多次刻意強調，這樣一種表象似乎也就成了定論。誠然，做行政工作確實要耽誤和占用很多時間，這是誰也要承認的事實，但古今中外的眾多事例證明，對於一個視文學和寫作為生命的作家來說，無論日常事務怎樣忙，他都不會停止寫作，或者他可以寫得少一些，但不能也不會不寫。
事實表明，茅盾在1949年後有很多創作的機會。
1951年底，公安部長羅瑞卿懇請茅盾寫一部反映“鎮反”運動的電影劇本，並提供全部卷宗及檔案材料供其參閱，茅盾在一番謙讓之後答應了請求。茅盾這次是認真的，一方麵對羅瑞卿難卻盛情，另一方麵，在壓抑兩年多之後，他也想小試牛刀，而且難得這樣一個適合自己的好題材。因此，1952年茅盾兩度去上海搜集資料，並在第二年完成初稿，交到文化部電影局。劇本寫作並不成功，導演蔡楚生、袁牧之坦率地指出，劇本太小說化，要拍電影需要作大的改動。茅盾當然有自知自明，所以隻好就此擱下。這樣的尷尬結局是情有可原的。茅盾原本是不擅長戲劇創作的，1945年他以當時名震一時的“黃金舞弊案”創作的話劇《清明前後》就很失敗，若不是題材本身吸引眼球和趙丹、徐韜等名角的修改和出演，恐怕真是難以收場。雖然後來演出比較成功，也引起一定的轟動，但是在接下來的與《芳草天涯》之間產生的爭論中，該劇存在的公式化、標語口號化等問題已經很好地被揭示出來。為此周恩來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值得體味：“凡是文藝作品都既要講政治標準又要講藝術標準，隻是兩者的關係要擺正確，我以為應該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這也就決定了《清明前後》何以被廣為推崇，而《芳草天涯》的作者夏衍卻在何其芳、喬冠華、邵荃麟等的批判中無奈地作了《寫“方生”重於寫“未死”——答石牌H.F.先生》檢討。
另一次是1955年，他看到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進行兩年多，其中關涉到民族資本家的事例很多，這對他來說是個絕好的創作機會。因此，他寫信給周恩來請創作假。他在信中說：
五年來，我不曾寫作。這是由於自己文思遲鈍，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低，不敢妄動，但一小部分也由於事雜，不善於擠時間，並且以“事雜”來自我解嘲。總理號召加強藝術實踐，文藝界同誌積極響應，我則既不做研究工作，也不寫作，而我在作家協會又居於負責者的地位，既不能以身作則，而每當開會，我這個自己沒有藝術實踐的人卻又不得不鼓勵人家去實踐，精神上實在既慚愧且又痛苦。雖然自己也知道，自己能力不強，精力就衰，寫出來的未必能用，但如果寫了，總可以略略減輕內疚吧？年來工作餘暇，也常常以此為念，亦稍稍有點計劃，陸續記下了些。如果總理以為還值得讓我一試，我打算在最近將來請一個短時期的寫作假。
周恩來履行承諾，茅盾獲得了為期三個月的集中創作時間。既然如此興師動眾，他自當全力以赴。為搜集和補充新的材料，他曾專門跑去上海。但三個月過去了，他隻寫出了小說的大綱和部分初稿，便再難以為繼了。
對於這次失敗，茅盾心中鬱悶至極。1956年，作協創作委員會根據工作給茅盾發了一封公函，詢問1955年末製定的關於兒童文學的創作計劃及困難，這下激怒了茅盾。在寫給作協的信中，他發牢騷說：“我現在有困難。……原因不在我懶——而是臨時雜差（這些雜差包括計劃以外的寫作）打亂了我的計劃。這些雜差少則三五天可畢，多則需要半個月一個月。我每天伏案（或看公文，或看書，或寫作，或開會——全都伏案）在十小時以上，星期天也從不出去遊山玩水，從不逛公園，然而還是忙亂，真是天曉得！這是我的困難所在，我自己無法克服，不知你們有無辦法幫助我克服它？”
客觀地說，在社會主義“計劃——指令寫作”模式下，確定計劃後，當然要例行檢查，即便是主管領導也不能享有特權，這一點倒是很公平、公正、民主。而茅盾作為直接領導，因事務繁忙而影響寫作，不能按期完成計劃，也應該按照程序合理地說明理由，但這樣的態度，是不足取的。茅盾這種家長製作風，盡管應該提出批評，但是其中的苦衷又是那樣令人同情。事實上，茅盾所強調的創作中的苦惱充其量隻是事情的一個方麵，或者說僅是一個表象，更深層的原因他沒有說，也不能說。不過，可以假設一下，如果沒有那些“雜差”，他會寫出來嗎？事情沒有做好，總得找個理由，茅盾也概莫能外。而對於文化部長、作協主席的茅盾來說，“雜差”這個理由是再充分不過的。
關於茅盾在創作上的碌碌無為，“一直是從周恩來到文化部、作協負責人都深感棘手的難題”。1956年9月18日，劉白羽、張光年、林默涵、郭小川等聯名向周恩來、陳毅、陸定一、周揚送交《關於改進當前文藝工作的建議》，其中就建議由茅盾實際主持作協工作，辭去或虛化文化部的工作。報告認為，以茅盾的影響，比較容易把廣大的黨外作家特別是一向感到受冷淡的老作家團結在作家協會的周圍。報告中說：“就茅盾本人來說，這樣一來可以經常接觸新老作家，經常接觸創作問題，對他的藝術生活也有好處。他的長篇小說的寫作屢因其他事務打斷，使他深感苦惱。”報告中還有這樣一段在後來的正式報告中被刪去的話：“像茅盾這樣的舉世矚目的作家，到了新社會反因忙於行政而寫不出新的作品，以此下去我們會受到責難的。”對於1949年後文壇缺乏重量級的作品這一嚴峻現狀，的確是個引起各方麵關注的問題。如何能夠化解這一問題，也是擺在各級領導和每個作家麵前的一個課題。留在大陸的自由派作家，如朱光潛、沈從文等，早已經或擱筆或轉行，沒有新作問世：“進步作家”倒是筆耕不輟，例如巴金、老舍、曹禺、蕭乾等，然而在新規範麵前畏首畏尾，除了《茶館》第一幕偶然成功外，其他多是失敗之作；新培養的工農兵作家，如公劉、白樺、邵燕祥、流沙河、王蒙、從維熙、劉紹棠、李國文、高曉聲等，還不能成為領軍人物；可以指望的就剩下左翼革命作家了，而茅盾就是最矚目的一個。然而，他卻狀態不佳，這怎能不讓人揪心呢？
接連幾次創作的失敗，讓茅盾很有些挫折感，但是身為文化部長和中國作協主席，肩上的重擔又豈能輕易卸去。換句話說，此時的茅盾於創作來說，已經不是個人的事了。尤其是麵對“反右”後文壇的一片靜寂無聲，各刊物、報紙等媒介紛紛告急的窘迫局麵，解決稿件就真的成了政治任務了。學者李新宇為此曾說：“曆史沒有理由忽視55萬右派分子被送往改造之途給文壇帶來的實際後果。因為無論以什麼方式都無法掩蓋這一後果給文壇帶來的大麵積荒蕪。”這一點不妨參考一下中宣部長陸定一於1958年1月8日、9日、13日、14日分別召集上海市新聞、出版、文學、電影等單位黨內負責幹部座談會的情況。新聞座談會上有人反映，有些人不敢說話，左派不願替報紙寫稿，有點躊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報紙的邊；版麵上也沒有生氣。在出版界的座談會上，有人反映，兒童文學書籍無人寫稿，發生稿荒。在文藝界座談會上，有人反映古典文學師資有脫節現象。電影座談會上，有人反映反右後，大家縮手縮腳，特別是創作上很難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