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自古溢書香
書屋品茗
作者：關永禮
最是書香能致遠。
文化的累積與傳承必然促成曆史的進步，文化之於國家，猶如精神之於形骸。書籍，是文化賴以傳焉不墜的載體。最能代表一個民族精神成果的，莫過於這個民族在長期曆史過程中積累下來的文化典籍。古往今來，書籍與人類結下了不解之緣。
書店，古有書肆、書坊、書鋪、書林、書堂、書棚、經籍鋪等多種之稱，稱為書店、書局、書館則在其後。中國最早的書市又稱槐市，出現於西漢年間。漢平帝元始四年（4），京師長安太學生達萬人之多，在太學附近栽種了數十行槐樹，規定每月初一、十五在此地聚會，進行買賣經書的交易，史稱“槐市”。揚雄《法言·吾子》：“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後漢書·王充傳》：“嚐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可為書肆之證。
一
北京自遼、金建都，迄元、明、清至今，曆時千載，作為國都政治中心，文化鼎盛。北京的書肆萌生於兩漢，興起於後晉北宋，發展於明代與清代前期，衰落於清末民初，隨文化的盛衰而興替。
據《契丹國誌》記載，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通曉漢語，仰慕華風，積極汲取中原漢族先進文化。其長子耶律倍“令人賚金寶私入幽州書市，載以自隨，凡數萬卷，置書於醫巫閭山上，匾曰‘望海堂’”。遼太宗耶律德光仿效中原王朝的禮樂製度，並改年號為“會同”，寓意其遊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融會無間。會同元年（938），燕雲十六州納入遼國。幽州（今北京）被升為陪都，即遼南京。會同九年（946），遼滅後晉，將大量漢籍掠送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羅城）。開泰元年（1012），改南京為燕京。遼代立朝幾與北宋相始終，其刻書業不如北宋興盛，據沈括《夢溪筆談》：“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遼還利用與宋朝榷場貿易，輸入中原地區漢文書籍，開科取士。這種文化背景促成圖書貿易的活躍。燕京的書肆多為前店後廠，一些書肆開始刻印佛經、儒家經典和漢文書籍，以應不時之需。據宋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記載，張雲叟出使遼國，“聞範陽（今北京地區）書肆亦刻子瞻（蘇軾）詩數首，謂之《大蘇集》”。蘇轍出使北遼時，也發現其兄蘇軾的詩集《眉山集》被遼南京（今北京）書肆翻刻出售。由此可見，當時南北書業貿易交流的活躍以及民族間的文化交融。
此外，因遼代契丹人崇信佛教，遼南京佛寺冠於北方，佛事活動興盛，推動了佛經的整理與刊刻，如燕京弘法寺“奉宣雕印流通”，燕京大憫忠寺、燕京玉泉寺印刷，刺激了北京地區書肆初步形成規模。民間坊刻有專門雕印曆書的書肆“燕京趙守俊家”，參與開雕《妙法蓮花經》與《契丹藏》梓行。此外，燕京檀州街顯忠坊門前南馮家、昊天寺福慧樓下成家也有名當時。其中不乏書寫高手，他們的字體端正秀麗，精妙不苟，不少出自當時書法家龐可升親筆。刻工人數眾多，技藝高超，傳名者如穆鹹寧、李存讓等，還有雕工集體如“孫守節等四十七人同雕”、“趙俊等四十五人同雕”等。今傳遼釋行均撰《龍龕手鏡》為通俗漢字之書，共收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刊行於遼統和十五年（997），書前有燕京憫忠寺沙門智光序。宋神宗時，傳入宋朝，在浙西雕印，因避諱，改題《龍龕手鑒》，傳於後世，堪稱魯殿靈光，稀如星鳳。
另據近年古籍普查，1974年山西應縣木塔發現一批燕京雕版印刷和手抄經卷，如遼統和八年（990）燕台憫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沙門詮明改定、仰山寺楊家印造的《上生經疏科文》，經卷用紙多為硬黃紙或麻紙入潢，光澤潤滑，可防蟲蛀，曆時千載而未蠹。墨色凝重黑亮，修複中經溫水衝洗去汙而墨色無洇染。此外，還發現一批遼版書，如統和二十三年（1005）燕台憫忠寺沙門詮明述、燕京刻本《法華經玄讚會古通今新抄》，統和二十一年（1003）唐三藏法師玄奘譯、道撰刻本《契丹藏》之《稱讚大乘功德經》零帙。詮明（936—1011），又名詮曉，人稱無礙大師，是遼代著名高僧。曾主持重建憫忠寺釋迦太子殿，重修房山雲居寺，奉旨在雲居寺主持《契丹藏》刊刻。這些發現的木版雕印的佛像套版彩印技術精良，獨步一時，可見當時北京雕版印刷已相當成熟發達。如今這些珍貴古籍榮登《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由此可推知，遼代出版中心僧、俗刻書的繁榮景象。燕京雕造的漢文小字本《契丹藏》（又稱《遼藏》）楮墨精良、裝幀考究、印刷精美，流播廣泛，遠達高麗。其刻本品質超過宋朝之蜀本《開寶藏》。遼祚較短，而能刻印《契丹藏》、小字《契丹藏》兩部釋家大藏，堪稱壯舉。
金太宗天會四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今開封）。次年將宋徽宗、欽宗父子和後妃、宗室，部分臣僚以至技藝工匠、倡優、內侍及禮器法物、天文儀器、秘閣書籍輿圖、庫府蓄積等驅擄北去。擄遷至北方書肆的雕版工匠對北京地區的雕版印刷和書肆經營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金貞元元年（1153），正式遷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中都城成為中國北方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書肆、刻坊得到發展生機，中都城成為金代北方刻印出版中心。當時，以國子監為主，不僅有大量漢文書籍刻印出售，而且有漢文譯為女真文的書籍刊行，坊巷間也多有民間坊刻。此外，金朝還先後幾次下詔購書，據宋朝《崇文書目》購求稀缺書籍。中都城中，鈔書、刻書之風寢盛。各書肆爭相刊刻出售醫書、類書和民間說唱諸宮調之類的書籍，以饜民眾需求。宋人洪皓北使金國，留金凡十五年，《宋史·洪皓傳》載：他使北“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可見金代中都書肆之一斑。
元朝以武功定天下，定都大都後，北京成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元朝統治者接受儒家學者建議，大力倡導文治，對漢族文化日益重視。至元九年（1272），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大都白紙坊興建造紙基地，帶動了周邊地區造紙作坊興起。在攻略南宋的過程中，對攻取的城市中的圖籍、珍寶進行搜掠，北運大都。特別是奉行尊經崇儒、開科取士的政策以後，為大都書肆業的繁榮提供了契機，專門刻印經史書籍的書肆開始湧現，同時出現了專營某類圖書的專業書肆。如燕山竇氏活濟堂專營醫書，刊行《新刊黃帝明堂針灸經》、《傷寒百證經絡圖》，仿儒家“四書”刊印《針灸四書》，附有竇氏自著的《針灸雜說》。此外還有出售雜劇刻本的，如《大都新刊關目的本東窗事犯》、《大都新編關張雙赴西蜀夢》、《公孫汗衫記》等。據《析津誌輯佚》記載，大都城內省前東街開辟有“文籍市”，形成了一定規模、有固定場所的書籍市場，並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完整的行業。許多外國使臣慕名而至，如高麗使臣曾在北京書肆購求《三國評話》、《趙太祖飛龍記》、《唐三藏西遊記》等圖書。
二
明代定都北京以後，為標榜皇朝正統，編纂《永樂大典》等大型圖書文化活動，北京的書業也得到極大發展，逐步形成書業內刊刻、批發、流通等各環節的專業化明顯分工，出現經營網點集中化、經營活動規律化等特點。據明代布衣文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記載：“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是明代書業的四大中心。明代，每三年在北京舉行一次會試，全國各地的莘莘舉子紛紛赴京應試，多達萬餘人，再加上朝廷中的大批官員，共同組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化消費群體，對書籍的需求空前高漲，進一步推動了書市的繁榮。《少室山房筆叢》記述北京書業興盛的原因：“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並生動地記錄了北京書市分布及其經營的情景：“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並下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凡徙，非徙其肆也，輦肆中所有，稅地張幕，列架而書置焉，若綦繡錯也，日昃複輦歸肆中。惟會試，則稅民舍於場前，月餘試畢賈歸，地可羅雀也。”
當時的書籍貿易地點可分為內市、考市、燈市和廟市。在大明門附近，正陽門內廣場南部，今天安門兩側，毛主席紀念堂一帶是內市。明代科舉考試發達，各地舉子入京趕考，會館應運而生，會館多設於前門外正陽門兩側，進而促成了書市的誕生。書市分布大明門兩側，即考場旁，極為便利。大明門，1954年擴建天安門廣場時被拆除。明代，其周圍經營書籍的多為“居賈”，是搭建簡易棚房，有經營執照、常年營業的坐商。而考市、燈市和廟市則屬於外市。考市，是貢院考場前形成的三年一次的圖書集市，地點為禮部所在地，即今建國門內大街東中國社會科學院附近，多為流動書攤。燈市，在東華門東側。從正月初八開始，九天後結束。白天設市，夜間放燈。各種材質製作的彩燈炫人眼目，流光溢彩。還有花樣繁多的煙火和通宵達旦的雜耍表演。百貨雲集，以宣德爐、瓷器漆器和圖書字畫著稱。廟市，移至城隍廟，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日舉辦廟會，包括書籍在內的各色商品一應俱全。廟會，源於古代的社祭。社，即祀土地神的土穀祠，又稱土地廟。祭土地神時，在土地廟進行交易活動，稱之為廟會，又稱廟市，是中國城鄉特有的一種集市貿易形式。城隍廟廟會是北京最早、貨物最齊全、最為熱鬧的廟會之一。明代，西城都城隍廟廟市和東城的燈市並稱為廟燈二市，成為京城繁華景象的象征。城隍信仰在中國民間流行一千多年，有一個從水墉（溝渠神）到村落保護神再到城市保護神的發展曆程。最初的城隍神，原型是《禮記》天子八蠟祭祀中的水墉神，屬自然神，可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城隍”一詞，最早見於《後漢書·班彪傳》：“時京師修起宮室，浚繕城隍。”城隍，即城池之本義。城，即城牆；隍，即護城壕。南北朝時，城隍廟已出現於南方地區，城隍神之名，出現於《北齊書》。唐代以後，各州郡皆有城隍廟。宋代，城隍神被屢加封號，並列入國家祀典，歲時祭享。元代，興建大都城，謀士劉秉忠奏請修城隍廟以保佑京城安寧，得忽必烈批準。至元四年（1267），擇地建廟，得大吉兆於城西南隅，在今複興內門成方街北建“佑聖王靈應廟”。今稱成方街為城隍廟之訛傳。至元十七年（1280），改為“大都城隍廟”，為全國諸城隍廟之首。明代，城隍神更為煊赫，洪武二年（1368），大封京城和天下城隍，構建起完整的城隍信仰體係，城隍除傳統的保障地方、護城保民、祈福禳災的功能之外，又賦予了督官懾民、護善懲惡、監察社會人事的新職能，封京師的城隍為都城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