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都城隍廟廟會農曆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開市三天。開市之日，商販雲集，百戲雜陳，彙集全國各地名特產品、奇珍異寶，圖書字畫盈架懸陳，琳琅滿目。它還吸引了碧眼胡商、漂洋番客，逛廟者比肩繼踵，喧闐非常。廟會由成方街到刑部街綿延三裏，最盛時達十裏之遙，盛況非凡。現在的鬧市口也由此而得名。相傳北京都城隍生日是五月十一日，每年朝廷都派官員前來致祭。特別是每年的清明、七月半、十月朔，城隍神主祭厲壇，舉行全城乘轎巡遊，氣魄宏大，儀仗威嚴，鳴鑼開道，神轎前後信眾扮作判官、鬼卒、罪人前後簇擁。民間花會殿隨其後，作各式表演，沿途觀者如潮，成為京城習俗的一大景觀。清末，都城隍廟遭火災，部分廟房焚毀。新中國成立後，其遺址被水利電力出版社建為印刷廠。現僅存後殿，麵闊五間，進深三間，黃色琉璃瓦黑剪邊歇山殿頂，上立螭吻脊獸，為典型明代神殿規製。
內市、外市四個書市之外，有地址可考者，還有永順堂、金台魯氏、刑部街陳氏、金台汪諒書鋪、宣武門裏鐵匠胡同葉鋪、國子監前趙氏書籍鋪、西河沿洪家剞劂齋、崇文門內觀音寺胡同黨家書鋪等多家，設在東琉璃廠路南的老二酉堂坊刻頗負盛名。二酉堂創建於明末，集刻書、售書於一體，其名源於曆史典故，取藏書眾多之意。據《太平禦覽·荊州記》記載，秦始皇焚書坑儒，有人為避燔火，保存古籍，攜書千卷逃入湖南省沅陵縣西北的大酉、小酉山中，隱學於此，直到秦朝滅亡才將藏書取出運回，後世稱之為“二酉之書”。據清末葉德輝《都門書肆之今昔》記載：“百年之中，其書肆開閉幾何，書估之姓名幾何，皆無可考；惟二酉堂巋然獨存，據其同貿人雲，肆址猶前明故處，而主人則屢易姓矣。”光緒末年，曾任過一任小官的陳蔭棠接手二酉堂書鋪，於1896年任掌櫃，遷址崇文門外東打磨廠，因與清宮太監有舊，承攬印刷清宮玉牒業務，以前店後廠的經營方式，出售木版印刷的《論語》、《詩經》、《三字經》、《弟子規》等八旗官學和私塾學生用書，也刊印小說、唱本、曆書、醫書等通俗啟蒙讀物，以重視質量、用料考究、清晰無汙損而馳名，自印自銷，暢行全國。1949年以後，生意日趨清淡，於1956年公私合營，並入琉璃廠古舊書行業。1958年，所有古舊書店合並到中國書店，二酉堂則並入新華書店。
明末清初，北京的書市中心轉移到廣安門大街路北的慈仁寺，代都城隍廟而興。慈仁寺原為遼代報國寺故址。明成化年間，太後弟周吉祥矢誌出家為僧，憲宗朱見深從其誌，撥內帑錢糧在報國寺舊地上擴建，而以為母後祝壽為名，賜額慈仁寺。雖寺額更易，世人仍以報國寺稱之，至今猶然。
清朝定都北京，實行滿漢分城而治。南城成為漢族文人、科考舉子們的聚居之地，會館、試館雲集宣南一帶。內城燈市、廟市的書市也遷至報國寺，廟會仍為每月三天。屆時，百貨鹹集，喧闐成市。其夙為文人學子稱道者，無過於書市。開市之時，殿前廊下書攤相連，寺周街巷書鋪林立。市集之期，附有花市。寺內海棠、丁香、榆葉梅皆負盛譽，寺中名花與花市佳卉，時稱雙絕。文人雅士慕名尋勝，紛至遝來，逛書市，賞花觀景，登臨毗盧閣。報國寺成為文人素喜徜徉之地。寺內環境幽雅，設有客房，文士墨客常留宿於此，借寓其間者也頗不乏名流，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曾寓居寺中，潛心著述。清初文壇領袖、神韻派詩人王士禛（漁洋），是報國寺書市的常客。王士禛官至刑部尚書，以名詩人兼顯宦，聲望日隆，一時無兩，不改文人本色，頗嗜古籍秘本，終日盤桓報國寺書肆之間淘書，手披目送，樂此不疲。當時渴望謁見他的士人常至報國寺廟會佇候，往往不期而遇，得以一睹其風采。孔尚任在《燕台雜興》詩中雲：“彈鋏歸來抱膝吟，侯門今似海洋深。禦車埽徑皆多事，隻向慈仁寺裏尋。”其注雲：“漁洋龍門高峻，人不易見，每於慈仁廟市購書，乃得一瞻顏色。”即指此。王士禛《古夫於亭雜錄》中也不無得意地記下這段軼事：“昔有士欲謁餘，不得見，以告崑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於慈仁寺書攤候之，已而果然。”“慈仁廊下覓尚書”，傳為書壇藝林佳話。1997年，報國寺文化市場建成開放，除古玩、字畫、郵票、錢幣展覽、拍賣之外，還設有書報刊交易區，其中連環畫交易一度成為其經營特色，在北京頗有影響，可視為對清初報國寺書市的遙相呼應。
康熙十八年（1679），京師大地震。報國寺受損，書市逐漸衰落，風光不再。康熙末年，琉璃廠開始出現書肆。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開“四庫館”，調集全國各地學者名流赴京，編纂《四庫全書》，廣征天下藏書，大批士子湧向琉璃廠訪書，研討學問，琉璃廠實際上成為《四庫全書》第二編纂處，促成了琉璃廠文化街的日趨興旺發達，其中，五柳居、鑒古堂、萃文堂是有名的刻書鋪。許多小書肆、小書攤抓住機遇，經營有方，漸次發展為有氣派、知名度高的大店鋪，古書鋪發展到三十餘家，是古舊書業的全盛時期。琉璃廠也以此為契機，形成古玩字畫、古籍碑帖、文房四寶的集散地，發展成馳名中外的文化街。清末民初，書肆已達二百二十餘家，號稱“三大書局”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也在西琉璃廠開業，是新書業的領軍者。此後還有上海會文堂書局北平分局在此開業。清人楊士安《都門雜詠》詠琉璃廠廠甸書市：“新開廠甸值新春，玩好圖書百貨陳。裘馬翩翩貴公子，往來都是讀書人。”自清乾隆以來，二百餘年，文人學士無不訪遊琉璃廠，逛廠甸書市泛覽檢擇、淘書覓寶，成為讀書人和藏書家魂牽夢縈的去處。有關琉璃廠書肆的曆史沿革，先後有李文藻的《琉璃廠書肆記》、繆荃孫的《琉璃廠書肆後記》、孫殿起的《琉璃廠書肆三記》和雷夢水的《琉璃廠書肆四記》，將琉璃廠書肆的源流與變遷完整記述下來，為後人研究北京書業的發展提供了翔實的史料，功莫大焉。如今，來薰閣、鬆筠閣、邃雅齋、翰文齋等多家百年老字號書店如老樹新花，傳薪播火，為繁榮文化市場服務。
三
清末民初，隨著現代印刷技術的引進和現代出版業的發展以及公共圖書館的出現，北京書市大致形成了南北兩街（琉璃廠街、隆福寺街）、東西兩場（東安市場、西單商場）的基本格局。
隆福寺始建於明景泰三年（1452），是當時京城唯一一座番（喇嘛）、禪（和尚）同駐的寺院。清雍正年間重修，成為完全的喇嘛廟。地處燈市附近，是東四商業區中心地帶，達官顯貴聚居，隆福寺廟會被《日下舊聞考》稱為“百貨駢闐，為諸市之冠”。早在清乾隆年間，隆福寺每月逢九、逢十廟會，已有書販遇會期擺攤售書，時人稱之為“趕廟”。嘉慶年間的《草珠一串》載：“東西兩廟貨真全，一日能銷百萬錢。多少貴人閑至此，衣香猶帶禦爐煙。”足見廟會之盛。光緒二十七年（1901），隆福寺廟宇毀於火，天王殿焚後，迄未重修。廟中喇嘛將地皮出租給攤商，名為香錢。廟會改為逢每月一、二、九、十日開市。東城的隆福寺與西城的護國寺形成兩大雜品市場，人稱東廟、西廟。隨著文化需求日盛，一些經營有方的書販從趕集書攤發展成坐賈書鋪。道光初年，三槐堂書坊始設於隆福寺街。鹹豐年間，同立堂書鋪開業。光緒年間開業的有聚珍堂、寶書堂、文奎堂、帶經堂、明經堂、鏡古堂等七家書店。宣統年間，問經堂營業。民國以後，寶文書局、清芬閣、文萃齋、悅古堂、齊魯書社等二十七家書店陸續開張營業，為一時之盛。創立於民國八年（1919）的文楷齋雕版印刷以摹刻古本享名當時，為世稱道。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迎來古舊書店的黃金時代，文奎堂、文殿閣、修綆堂等老書店常派員工赴外地收購舊書。這條書肆街上名肆薈萃，文化店鋪麇集，遊人如織，萬足踐履，被稱為“古都第二文化街”。1965年，雷夢水撰寫《隆福街書肆記》，追憶了書業同仁在隆福寺街開店設肆的往事，留下了珍貴的北京書業資料。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侵略軍占領北平，書業一落千丈，日趨衰微。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隆福寺街舊書業十二家參加了公私合營，1958年並入中國書店。1999年，在修綆堂原址開辦了中國書店隆福寺店，恢複了以文史類舊書為主、銷售線裝古籍和民國版舊書的經營，再現了舊時老書鋪的獨有風貌，使修綆堂的風格得以保持賡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