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醫學與日本的“明治維新”
域外傳真
作者：餘鳳高
……而且從譯出的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了。
——《呐喊·自序》
魯迅小的時候，有幾年，家裏厄運連連。
先是祖父周福清因犯“科場案”，替他人向主考官行賄而被判“斬監候”，雖然最後沒有被處死，在監獄裏還是被關押了九個年頭。這個小康之家從此便敗落下去了。於是，親戚、本家的勢利臉孔跟著也顯露出來。特別是在少年魯迅（豫才）被送往外婆家避難期間，竟被看作是“乞食者”，讓他深深感到人情的淡薄和冷酷。
後來是父親周伯宜的病。起初因猛烈吐血，認為是“肺癰”，也就是肺結核；後來見腿腳紅腫，便被視為“臌脹病”來醫治。第一個請來診治的馮醫生說話顛三倒四，來過兩次之後便不再請他了。隨後請來“名醫”姚芝先。這位名醫不但診金特高，處方也異常特別，光是所謂的“藥引”，什麼冬天的蘆葦，經霜三年的甘蔗等，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這樣醫了兩年，父親的病仍未見好，反而加重了。名醫聲稱他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便另薦一位名醫何廉臣。何廉臣的診金也特高，用藥也特別，“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還有“平地木十株”，又另加“敗鼓皮丸”，即用打破的舊鼓皮做的，這是緣於中醫傳統的“醫者，意也”之說。“醫者，意也”的原意本是要求醫生診治病人時須專心致意、細加考慮，然後做出精確的診斷。有些庸醫卻對它作了牽強附會又帶迷信色彩的解釋，如認為可用黃色的植物來醫治黃疸病，用紅色的植物來醫治血疾，用與“臌脹”諧音的皮鼓來醫治臌脹病。這樣的醫法自然不可能有積極的療效。名醫卻自有他的退路，他把自己醫不了病歸因於是病人本人的“命”，是他所無能為力的。何廉臣解釋說：不妨“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寃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祖父的犯案和父親的病故使魯迅家庭“墜入困頓”的時候，也正是中國的皇權專製主義社會陷入解體的時期。家境的衰落帶給魯迅的感受與時代的變遷正相吻合。這促使魯迅邁上“走異路，逃異地”的一條叛逆士大夫階級的道路：“去尋求別樣的人們”。
先是在1898年5月到南京投考江南水師學堂；次年2月改入江南陸師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並於1901年12或1902年1月畢業。在南京的近四年間，中國經曆了觸目驚心的劇變：“戊戌變法”徹底失敗，“八國聯軍”侵華，掠奪財物、踐踏中國主權，清政府於1901年9月跟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深重的國難激勵著魯迅的愛國心，激勵他要尋求救國的真理，尋求新的知識。
正好這時，政府要求各省選派學生出國留學，學習外國可取的學問和技術。於是，獲“第一等”畢業文憑的魯迅便得到兩江總督劉坤一的保送，於1902年4月進入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本來，按這位總督的設想，是讓礦務鐵路學堂的學生在弘文學院補習之後，進東京帝國大學工科所屬的采礦冶金科，繼續攻讀他們在南京所學的專業。但是當時，要進像帝國大學這種著名的工科學校，競爭激烈。為防止中國留學生爭占日本人的名額，日本當局對中國留學生投考重點工科大學設置了不少限製，使他們隻好另找出路。有鑒於此，弘文學院的教師江口建議魯迅改為學醫，說日本的醫學水準較高，與德國不相上下，比英、美、法都好。另外，日本醫科學校的數量也比工科多，容易考取。江口還說：“貴國科技正在青黃不接時期，你們能早一天學成歸國，正有銷路。”魯迅雖然接受江口學醫的建議，但他的動機主要倒不是考慮就業的方便，而是如他和同學說的：“做醫生不是為了賺錢，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給我們出國留學，我們應報答勞苦大眾。”魯迅當時就希望將來能實現這“美滿的夢”：“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麵又促進了國人對維新的信仰。”終於在1904年9月進了仙台醫學專科學校，立誌學醫。
“維新”一詞，原意是反舊倡新，通常泛指“變舊法”、行新政，特指是日本的“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是日本曆史上明治天皇（1867—1912在位）時代的一次政治革命，它推翻了德川幕府（1603—1867），使大政歸還天皇，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西方化。
德川幕府認為外國思想的滲入和外來的軍事幹涉對日本穩定的政治局麵是極大的威脅，因此三次頒布排外法令，迫害來日本的大部分基督教徒，將外國傳教士驅逐出境。在頒布這些法令的同時，德川幕府還正式采取鎖國政策，從1633年起，禁止日本國民出國旅行或從國外返回，與外國的接觸僅限於少數朝鮮人與少數的中國和荷蘭商人，被允許通過長崎港口有少量貿易往來。
明治維新的領導人以“富國強兵”為口號，主要目標是實現工業化。為了滿足現代化的需要，在“文明、開化”的旗幟下，他們在政治上廢藩置縣、摧毀所有的封建政權；在經濟上“殖產興業”，發展近代工業，承認土地私有；在軍事上改革封建軍製，成立新的常備軍；在思想上大力吸收西方的文化和社會風俗習慣，特別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國家學習科學、技術，並仿效西方建立完整的學校教育體係。這樣，到了二十世紀初，明治維新的目標基本達到，日本已在現代工業國的道路上前進，並在對華（1894—1895）、對俄（1904—1905）的兩次戰爭中贏得了勝利，第一次作為主要強國出現在國際舞台。
本來，也就是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和中國的處境是差不多的。兩國的政治製度都衰朽不堪，統治者都長期推廣閉關鎖國政策，由此產生的社會停滯與落後，使兩國都幾乎同時遭受西方的侵略，處於挨打的地位。但是明治維新之後，兩國的情形就很不同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兩國在對待國外的先進經驗和科學技術的態度截然不同。當時有一位叫密傑的英國人曾就他自己與兩國官吏、商人和知識分子的接觸，對此做過某些對比。這位英國人在他1900年出版的《一個英國人在中國》一書中，說他看到的中國人大多“思考模糊，行動遲緩”，而日本人則“敏銳，有聰明的求知欲”。對此，當代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者實藤惠秀有較具體的說明。
實藤惠秀說，中國是個文化悠久的國家。當中國強盛之時，西洋人因仰慕中國文化，不遠千裏而來，“而中國則以撫慰朝貢國的態度來看待他們”，根本想不到可以向他們學習什麼。十六、十七世紀，利瑪竇、龍華民、南懷仁等來中國的那段時期，“僅屬‘著名’的教士便有九十二人……他們用漢文介紹西洋知識的著作竟達二百十一種之多”。康熙皇帝在1720年頒下禁教命令以後，百餘年間，教士不能再在中國活動了。直到十九世紀，基督教教士複來中國。英國的馬禮遜不但用中文翻譯了《聖經》，而且在1815年發行漢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但不能在中國內地出版。1877年，各教會合辦的“益智會”發行教科書四百一十二部，韋廉臣為了向中國人民普及西洋知識，出版了二百五十部漢文專書和譯本……實藤惠秀總結說：“總之，十六世紀以來，傳教士雖然不斷引進近代西方文化，但是，當時的中國人卻無接受之意。傳教士煞費苦心用漢文寫成的東西，大多數中國人亦不加理睬。”隨後，實藤惠秀在介紹了日本的情況之後，得出進一步的結論：“西洋人出版各種洋書的漢譯本，目的是向中國人灌輸近代文化。但是，新文化的種子在中國被埋葬了，到了日本才發芽、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