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醫院：有關SARS的知識和記憶
封麵故事
作者：陳曉
安全島
對所有在北京待過10年以上的人來說，2003年的北京春天一開始還是個讓人懷念的季節，尤其是站在霧靄重重的2013年往回看：街道還沒有擠滿汽車，顯得更寬闊幹淨，一次沙塵暴都沒有來。天空瓦藍，綠樹吐新，城裏飄滿了楊樹和柳樹的飛絮。
當然城市也不是懶洋洋的全無活力，經濟引擎已經轟轟作響。這一年，國家GDP增速達到8.5%，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1萬億元。為了解決經濟高增長導致的能源緊缺問題，三峽工程在這一年開始蓄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全國有超過800萬人找到工作，城鎮登記失業率低於4.5%。這些數據構成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的舞台——一個現代大都市開放，欣欣向榮，具備安全感，私人生活也很豐富活躍。這年春天，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傳染科大夫陸海英帶著女兒去參加了方興未艾的三峽大壩蓄水前的三峽遊。急診科護士長孫健和家人避開北京初春的嚴寒，去了溫暖的海南過春節。
很少有人能想到，一種陌生但凶猛的病毒即將進入這個城市，並在短時間內造成不小的傷亡和巨大的恐慌。太平舒適的年代總容易在不知不覺中銷蝕人應對艱苦生活的能力，而新中國成立後，烈性傳染病鼠疫、天花已基本絕跡。即便偶見報章，也是在青海等偏遠牧區，那裏天氣苦寒，人畜接觸機會多，和現代大都市完全是兩個世界。傳統的肝炎和新興的傳染病艾滋病，也不足以對城市構成威脅。前者早就在醫學的掌控之中，後者則需要一些更苛刻的傳播條件，並不容易在短時間蔓延出一場公共危機。烈性傳染病不再是綜合醫院工作的主要目標。絕大部分綜合醫院取消了感染科，醫生們也沒有大規模傳染病的防治經曆。
不管是經驗還是精神上，2003年都是新型傳染病毒的真空期。人們對一場即將來臨的危機難以有知覺，甚至會在一開始時一再懷疑它真的存在。這個城市就在這暖洋洋的春意中遭到了一個隱形對手的攻擊。3月24日，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傳染科大夫陸海英結束了和兒子的三峽蓄水前的三峽遊，回到北京，開始值第一個夜班。急診科護士長孫健帶著在海島聽到的“廣州那邊有一種奇怪的傳染病，海南也在搶購食醋”這樣的異域傳聞，回到了工作崗位上。她所在的急診室在開年後不久就接到了一個剛從香港探親回京的發熱病人。
“狼來了”
早在春節前，廣州“怪病”的傳聞就在北京醫生的飯局桌上、同僚的私下交流裏傳遞著。“我記得那時候是年初了，我們醫院的一個研究生，分到外院。他告訴我們，他們醫院有了這樣的怪病，搶救完病人之後，麻醉師、大夫、護士都得病了。我才第一次聽說這個病，當時北京還沒傳開呢。我就覺得很好奇，也很緊張。”陸海英對本刊記者回憶。但很快官方公布了一條信息——根據CDC（中國疾病控製預防中心）從病人身上提取的標本，確定病源是衣原體病毒。這多少平息了一點民間對這種怪病無邊際的想象和恐懼。衣原體是已包含在人類知識範圍內的一種病毒，它雖然容易反複，但有藥可治。
但對專業人士來說，這個結論有很多疑點。“2002年底，我曾經和CDC的一個主任，就非典型肺炎專門做一些采訪。當時政府已經公布了CDC做的病理，說看到了衣原體的包含體。但給我們感覺不是特別像，衣原體傳播力沒有那麼強，而且有藥可治，按道理來說用一些藥物應該可以有效控製住，但實際情況好像沒有。”北大醫院呼吸科主任王廣發對本刊回憶。
按照10年後醫生們對SARS的病理描述：“SARS肺髒主要病理改變為間質急性滲出性炎症，腎上腺、中樞神經係統、消化道、腎小管、輸精管也均受累及。說明SARS 是一個多髒器係統受累的疾病。”這種疾病表現在臨床上就是合並多種細菌的感染，其中可能會包含衣原體，但它未必是引起這個病的最根本病原。“當時我感覺是有點為了安撫大眾，所以比較倉促地公布了這麼一個信息，老百姓聽到後可能會產生兩個效應，一是心裏安定了，但另一個效應是引起了麻痹。”王廣發回憶。
當醫學界因為病毒的陌生和真假不一的零碎信息，正陷入迷惑和爭議時，病毒對城市的進攻已經開始。陸海英第一個夜班就接到了一位來自東直門的大夫，已經出現了發燒症狀，並表現出極強的傳染性。“當時我不能確診，但猜到可能是之前醫生私下聊天時說的這個病。因為他說他有一個叔伯，在外院，已經死了。當時國家還沒有規定發熱病人要隔離，我說你別走，在這待著吧，他說不，他還要去協和看。因為常年從事傳染病工作，我比較注意防護，當時戴了兩層很厚的紗布口罩。有一個進修大夫跟我一起出診，他不像我防得那麼嚴，後來他被感染了。”
而孫健所在的急診室接到的那位從香港回來的探親的病人，後來被認為是北京首例公開的輸入性病例，並引起了東直門一家醫院的癱瘓。“他是先來我們這兒，因為他是剛從香港看完親屬回來就發燒，大家就當普通感冒治，在急診室輸液，隻能在走廊坐著，後來他說東直門中醫院離家比較近，他去那裏輸液，那裏的條件比較好。很快他就呼吸衰竭了，上了呼吸機就造成跟他接觸的醫護人員全都感染了。就是插管造成的，有飛沫。當時就把病區封了。”急診科醫生熊輝對本刊記者回憶。這位病人走後不久，北大醫院急診科當時的當班護士也出現發熱。如果說之前人們隻是對一件撲朔迷離的事情有所好奇或者偶有抱怨，如今覺得這個既不能確定其廣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現象具有某種威脅性。“我們才說，‘狼’真的來了。”熊輝說。
病毒是什麼？
10年後，醫生們可以比較平和地描述這個在10年前具有巨大殺傷性和恐怖意味的病毒：單從醫學數據上看，它並不算特別強大的病毒殺手。它的正常死亡率隻在5%左右，大大低於禽流感的致死率。甲流比它的傳染性更強，總死亡人數也更多。它當年最強大的武器是陌生。這是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源自動物的一種特殊病源，可能在一個極偶然的機會傳到人群當中來。它季節性很強，依存周圍環境比較明顯，在乍暖還寒的春季比較活躍。它來曆詭異，一旦現形後卻又比較坦白，不存在隱性感染者——就是沒有攜帶病毒不發病的人。它的傳染期是在出現症狀以後，也就是說發燒之前沒有傳染性。當然，它還具備所有病毒的自限性，生存周期大約為14天。在這14天內。它會不斷複製，依靠人體為介質，維持在人間的殺戮鏈條。但在此過程中，毒性可能逐漸遞減，甚至有的病人不治自愈。
綜合這些對病毒的細節認知，SARS病毒並不太可怕。但對當時兵臨城下才倉促應戰的醫生來說，最初對這些細節的了解猶如盲人摸象般困難。
作為呼吸領域的專業人士，王廣發可能是北京最早接觸到病例的專家之一。“大概是3月20日，我印象特別深，當時北京還沒有公開消息，我們也沒有見過這種病人，有一個我們本院的泌尿科大夫說：‘我有個親戚在外院住院，病情特別重，你得去看看。’陪我去的家屬就跟我講，醫院那兒已經有好幾個醫務人員得了不明肺炎。然後我去一看那個病人的片子，發現病情發展非常快，醫院的護士都戴著大口罩。我說你們趕緊去找CDC，這個病人很可能就得了廣東的那個肺炎。”
“我的觀念馬上就改變了。原來隻是聽說那個肺炎挺嚴重，並不了解北京的情況。我們從大眾媒體，從公開的場合得到的信息，似乎不準確。在從醫院回來的路上，我就給我愛人打電話，說你和孩子別回家了，我看了廣州那種有傳染性的肺炎病人，怕傳染你們。然後我回到科裏就開會了，讓大家一定要注意，這種肺炎已經來了。”
後來，王廣發收到了一封來自世衛組織的電子郵件。此前，一位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人員死在了北京一家醫院，在越南河內也已經發現相似的病症。世衛組織在3月中旬召集了9個國家11個頂尖實驗室，希望通過合作，找出疾病的病因。“我的電子郵件地址世衛組織不知道，他們可能從網上查到的。郵件告訴我，國外已經給這個病起了個名字——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簡稱SARS。”
當時國內信息尚未公開，這封來自國際衛生組織的郵件，“對我們認識它的嚴重性有很大幫助。對新型傳染病而言，專業醫生最重要的是提高防控意識”。王廣發回憶說。這個名詞提供了兩個重要的信息，病毒通過呼吸道傳染，這是最難防治的一種傳染病。醫務人員有效同病原體的隔離是非常重要的條件。在病毒的治療上，呼吸科所轄的領域應該是主要戰場。
設防
北大醫院前院長章友康記得，在疫情進入北京後，北京市領導曾召集幾家大醫院的院長開會，做了戰略部署：各家醫院分類接收病人——協和醫院接收外賓，北大醫院接收醫務人員，規模較大的人民醫院接收普通市民。病人在這些醫院確診為“非典”後，通過疾控中心轉去專門的隔離治療空間。這些專門收治“非典”病人的空間由傳統的傳染病醫院地壇、佑安和一些接診任務並不那麼繁忙的二級小醫院組成。
防線設計看起來清晰，有層次——綜合醫院作為防禦和控製傳染源的主體，傳染病專科醫院和小醫院作為治療主體，但之後的實戰檢驗，卻被認為是“犯了方向上的錯誤”。多年沒有感染病，對北京市醫療體係的一個影響是，大部分醫院沒有傳染科，缺乏應對傳染病最基本的經驗和能力。作為北京曆史最悠久的教學醫院，北大醫院是全北京唯一還保留了感染科的綜合醫院。醫院前後共收治了300餘名“非典”患者，病死率和醫務人員感染率都大大低於全國和北京市的平均水平。但醫療市場化改革後，醫院的全科室配備是不符合經濟效益原則的。當遭遇一個陌生病毒攻擊時，很多優秀的醫院會因為在感染控製上的空白，造成不可控的院內醫務人員感染而迅速喪失戰鬥力，導致第一道防線的崩潰。
防線設計的另一個方向性錯誤在治療。病毒的感染是一個綜合治療。醫院的綜合水平越高，病死率就越低。中世紀以前，西班牙大流感死的人比“一戰”還要多，就是因為醫療的綜合措施跟不上。SARS是呼吸道傳染病，它的治療既需要傳染病知識，同時還需要呼吸領域的救治知識。但北京的傳染病專科醫院，多年來以收治肝炎等常見傳染病為主，缺乏治療呼吸道疾病的經驗。而二級的小醫院，在重症搶救的綜合能力上更是無法勝任。
在10年前襲擊北京的那場戰爭裏，它最強大武器隻是陌生和速度。如果隻靠這兩點，它頂多造成一些個體的悲傷命運，不足以摧垮一個城市。但長期處於安逸狀態的人們的僥幸心理，還有行政上的官僚主義和缺乏專業眼光，成為它在人類陣營內的兩個幫手，導致病毒一開始可以在有些醫院達到50%的死亡率，造成萬人空巷的空城局麵。最初的“非典”防治設計，還是在原有醫療資源的基礎上，不大動幹戈的安排。在那個暖意融融的春天，城市經濟看起來正欣欣向榮，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剛剛召開，兩屆政府新老交接之際，不管從政治還是經濟角度，很難有官員在危機尚不明顯前，下決心承認一場大的疫情已經來臨，並重新配置整個城市的資源，來迎戰一個看不見的對手。北京在輕慢和僥幸中開始了和病毒的遭遇。各綜合醫院的急診室成為第一個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