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感染的醫生和護士，以及後遺症
封麵故事
作者：邱楊 韓阿潤
感染“非典”
積水潭醫院住院部104病房，手術後的武震安靜地躺在正對房門的那張病床上。這是一間能夠容納9張病床的大病房，除了武震外，房間裏的多數病人都是頭發斑白的老人，五六個護工搬著小馬紮圍坐在病房中央的小塊空地上聊著天。武震並不像其他病人那樣半躺著與家人聊天或下地走動，而是緊緊地裹著被子一動不動地閉目養神，一台電視懸掛在她的斜上方，裏麵不時地傳來歡歌笑語。
2013年2月27日晚，耗時兩小時的全髖置換手術是武震自2003年患上“非典”後遺症——“雙股骨頭無菌性壞死”後所做的第四次手術。我們見到武震時已經是她手術後的第三天，即便躺在病床上，武震的齊肩黑發也梳理得很整潔。“身體好多了，吃飯正常，隻是暫時還不能下床。”她告訴本刊記者，“手術進行得很順利，下周一就能從積水潭醫院出院，然後轉去小湯山醫院。”事實上，在北京各大醫院間輾轉，已經是武震這10年生活裏的常態。
10年前的“非典”，是武震命運軌跡改變的起點。那一年她26歲，是北京市豐台區花鄉醫院的內科護士，為考北大醫學部的“專升本”，被派到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急診科實習。“4月10日晚上，醫院急診科收治了一位老太太，我正好在值夜班，給這位病人量了血壓，做了心電圖，然後就下夜班回家休息了。”武震回憶道，“過了兩天身體開始不舒服，發燒、畏寒、呼吸不暢。”武震後來才得知那天夜裏接診的老太太是位“非典”患者。“大家當時都戴著口罩，但沒有其他更多的防護措施。”就這樣，武震和當晚值班的幾位醫生護士成為人民醫院因公感染“非典”的第一撥醫務人員，確診後武震立即被轉移至長辛店醫院隔離。
與武震一樣，北京同仁醫院急診室的外科醫生嶽春河也是在工作過程中感染上“非典”，但直到現在他也很難說清楚確切的感染源。“那段時間有一位在急診室就醫的老先生去世了，死因懷疑是‘非典’。但還有另一種可能性，當時有一個杜冷丁成癮的患者在我值班當天來急診室打止痛針，後來聽同事說這個患者也被診斷為‘非典’。”4月25日那天，嶽春河隱隱感覺自己開始發起低燒，渾身難受，就在當晚去醫院值夜班的路上，他接到了急診室封閉、當值人員隔離的通知。
發著低燒的嶽春河不敢回家，來到同仁醫院急診室，這時的急診室已經空無一人。“一量體溫是38.5℃，我就自己給自己輸液，想在急診室裏觀察一晚上。”嶽春河的妻子也在同仁醫院當護士，知道丈夫發燒後想留在急診室陪他，但被他堅決趕走了。嶽春河告訴本刊記者：“發燒這種情況很普遍，有可能是‘非典’，也很有可能不是，其實當晚我並不覺得自己是感染上‘非典’了，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我不敢冒險，怕傳染家人。”
在輸了一晚上液後，嶽春河第二天早上仍然發著燒。“當時醫院裏設立了疑似病房，我就從急診室轉去了疑似病房觀察。”當天晚上，嶽春河在疑似病房裏找到一張巴掌大小的紙片，在上麵記下了這一天兩晚的經過、自己的感受和想對親人說的話。32歲的嶽春河當醫生已有8年，並且擁有一個幸福的三口之家，兒子剛滿3歲。“似乎有點遺書的味道。”現在提起這張小紙片，嶽春河笑得雲淡風輕，但從這張微微發黃的紙片上那些密密麻麻略顯潦草的字跡中，或許可以一窺10年前那個夜裏他的焦灼心緒。
在嶽春河出現發燒症狀的第三天早上，與他同科室的一名護士也因發燒住進了疑似病房。“群發性、有症狀、有傳播途徑，基本上就已經確診感染‘非典’了。”嶽春河和那名護士於4月27日被送往北京地壇醫院隔離。據事後統計，北京地區發病的2000多例“非典”病人中，醫務人員感染人數將近400例。
隔離時期
“剛開始病情並不嚴重，我更擔心家人有沒有被傳染，在確認他們沒事之後我的心才算定下來。”嶽春河告訴本刊記者，自己和妻子當時被分別隔離在不同的醫院，3歲的兒子隻能送到親戚家代為照顧。“整個狀態就像蹲監獄似的，與外界完全隔絕，與家人見不著麵，隻能互相打個電話、發個短信。”
5月初，嶽春河的病情開始加重。“體溫始終維持在38、39℃，燒得人完全睡不著覺，心跳也總是在100到110之間，呼吸困難，總感覺胸口憋氣。”嶽春河說，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四五天。“5月6日那天早上，我已經被折磨得筋疲力盡，掙紮著從病床上斜躺起來，渾身上下都濕透了，胸口憋悶到極致。”嶽春河直言，就在那一刻自己清晰地感覺到了瀕臨死亡的感覺。“但到中午再次用藥時，我的體溫從39℃一下子就降了下來，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已經挺過來了。”闖過這道“鬼門關”，嶽春河的病情慢慢進入恢複期。
嶽春河至今仍然珍藏的兩個練習本上，記錄下了這段刻骨銘心的歲月。“這是我在隔離期間找護士長要的小本，每天都在上麵記下一天的狀態和心情。”這兩個薄薄的藍色封麵練習本從封麵到封底都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日記，還夾著兩幅簡筆畫，內容是隔離病房和窗外的景色。“其實當時能不能活下來，自己心裏根本沒底。我總說‘非典’就像是一個屠夫，我們就像被堵在豬圈裏的豬仔，跑不出豬圈，屠夫逮著誰奪走誰的生命也完全不由我們決定，唯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盡量離屠夫遠一點。”嶽春河告訴本刊記者，自己當時隻有一個念頭，就是活著出來。
當時正在長辛店醫院隔離的武震對於未來則多了一份樂觀與堅定。“雖然當時病情嚴重，意識也有時候清醒有時候迷迷糊糊，但我總覺得自己一定能活下來。”武震告訴本刊記者，因為是長辛店醫院“非典”患者中唯一一位因公感染的醫務人員，大家都很照顧她，雖然隻能躺在病床上通過電話與外界聯係，但人們的安慰和鼓勵讓年輕的武震覺得很光榮。
在這些因公感染“非典”的醫務工作者中，當年正值52歲的畢維傑可以算是病情最嚴重的。3月末的一天，擔任朝陽醫院醫務處處長的畢維傑參與了一名王姓患者的收治工作，此時的她並不知道這位患者在入院前就已經被某家醫院診斷為“非典”卻被推了出來，後來成為“北京早期第三條傳染鏈”源頭。畢維傑告訴本刊記者，3月30日下午自己開始出現暈眩的感覺，隨後和丈夫吳建國雙雙轉入地壇醫院隔離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