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棱鏡群體”現象與社會政策建設
社會學研究
作者：朱海平
摘 要：當前醫護人員、城管和拆遷戶等已經或正在成為“三棱鏡群體”，該現象嵌入於特定的實踐和製度之中，它和社會關係緊張、社會結構轉型、社會分化加劇等緊密相關，其根源在於新自由主義思想在社會領域狂飆突進。當社會力量依然很弱小時，政府在社會領域應該發揮主導作用，進一步推進社會政策建設，改善民生和保護社會。同時落實減緩社會不平等程度、促進資源公平配置、完善利益訴求表達機製、共同分享發展成果和建構協調社會利益關係的長效機製等措施，為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奠定紮實的基礎。
關鍵詞：三棱鏡群體；社會政策；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4）05-0112-05
一、“三棱鏡群體”現象的由來及其在當下中國的表現
“三棱鏡群體”一詞來源於齊格蒙特·鮑曼對猶太人群體社會地位的分析，但追根溯源則是齊美爾對“陌生人”概念的解讀。齊美爾在《貨幣哲學》中的“陌生人”包括很多群體，如羅馬時代的奴隸、西班牙的摩爾人等，其中最典型的是中間商（intermediate trader）猶太人[1]。齊格蒙特·鮑曼繼承齊美爾的思想，對陌生人議題進行了持續關注和闡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他分析了猶太人宗教層麵的特點，鑒於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淵源關係，猶太教和猶太人的存在對基督教理論的當然性構成了永久的挑戰，並且，猶太人相信先知來臨之後就能返回家鄉，因而，他們並不把現在居住的地方作為自己的家鄉，所以，基督教及其信徒始終對猶太教和猶太人持排斥態度[2]49。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在這部著作中，鮑曼從階級、階層層麵對猶太人群體進行了分析，基督教會規定他們隻能從事中間商、放貸者和收租者等基督徒所認為的下賤職業，於是就形成了這樣的效應：貴族等上流社會固然把猶太人看做奴仆，認為他們缺乏修養、貪婪和野蠻；但是，就普通城市市民和鄉村農民來看，猶太人冷酷且傲慢，是盤剝者和統治者。因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對橫亙在他們之間的猶太人群體持否定態度，都將不滿情緒和憤怒非理性地發泄在這個群體身上。猶太人就像一塊三棱鏡，從不同方向看他們，其形象完全不同，鮑曼因而形象地將猶太人群體喻之為“三棱鏡群體”（prismatic category）[2]57。
目前，中國的醫護人員等也不幸成為了這樣的“三棱鏡群體”。近年來，我國因醫患關係引發的衝突事件時有發生，並在公共領域迅速傳播和放大。從發生地域來看，中國從東到西、從南之北都發生過襲擊醫護人員的事件；從襲擊人員來看，既有學生，也有官員，當然，更多的是其他普通的社會人員。在官員麵前，醫生是弱勢群體；在學生和其他社會人員麵前，醫生又是強勢群體。和醫生一樣，城管這個職業群體也具有“三棱鏡”的特征，在普通民眾看來，他們是強勢群體，今天已經成為“暴力”的代名詞，當城管對攤販采取強製執法時，輿論一邊倒地譴責城管；而城管們認為自己也是弱勢群體，當小販占道經商而使道路擁擠難行時，上級領導、相關部門和社會輿論又會譴責城管不作為，城管執法常常陷入“塔西佗陷阱”。此外，連綿不斷的拆遷事件中的拆遷戶群體也一樣，利益攸關的基層領導視他們為妨礙當地經濟建設大業的“刁民”，斥責他們貪得無厭；大眾則認為絕大多數拆遷戶都是利益受損者，蠻橫不講道理者在該群體中隻占少數，對他們持同情態度。除了醫生、城管和拆遷戶外，教師和臨時工等也成為或被想象成為“三棱鏡群體”之一，昭示著中國社會政策建設麵臨新的挑戰。
二、我國“三棱鏡群體”現象折射的社會背景
“三棱鏡群體”現象表明中國社會政策建設麵臨新的挑戰，亟待進一步提高在社會保障、社會整合、社會服務等方麵的工作成效。
（一）以醫患關係為代表的緊張的社會關係帶來的挑戰
新醫改自啟動以來至今雖然有5年了，但是，醫患衝突依然多發、複發，傷害醫護人員的事件時有所聞。例如，2013年10月17日到27日，上海、遼寧、廣東、湖北、浙江和江西在十天內先後發生6起傷害醫生的案件，其中浙江溫嶺傷醫案致1死2傷。2014年3月5日，潮州中心醫院一年輕醫生被家屬押著遊行，正處“兩會”召開時期，引起各界高度關注。有的醫院采取在重點區域、重點部位配備安檢設施和嚴格管控刀具等措施，然而，收效甚微。醫患糾紛一直處於高發態勢，重建有序、和諧的醫患關係已成當務之急。除了醫患關係外，“仇富現象”等也備受社會關注，表明緊張的社會關係亟待化解。
（二）城市化帶來的挑戰
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正在由鄉土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2012年，名義城鎮化率為52.57%，實際的人口城鎮化率為35%[3]。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工商業的突飛猛進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引發了一係列的城市問題和新的農村問題。前者如貧民區、高自殺率、高犯罪率以及因失業、破產、疾病和殘疾等帶來的城市貧困人員成為新貧困群體。王德文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調查數據得出，如果以中位數人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線，中國城鎮貧困率則為18.7%，人口加權的收入貧困發生率為20.8%[4]。“基於統計數據測算，中國目前城市合理的貧困線大約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間，貧困人口數大約為5000萬人，是目前低保標準和受保人數的2倍左右。”[5]可見，城市貧困人群的規模依然很大，貧民區和城鄉貧困問題誘發了大量的犯罪現象。同時，城市化的高歌猛進一路伴隨著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農村家庭空心化現象嚴重，從而導致許多農村地區出現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問題，這些留守群體缺乏安全感和精神慰藉，留守婦女還要承擔繁重的家務和生產活動，非常需要獲得社會保護。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製度導致大量人戶分離現象，龐大的流動人口群體很難在城市獲得教育、醫療和住房等社會保障服務。快速城市化還導致大量失地農民，該群體的就業、醫療等社會保障迫切需要得到社會重視。
（三）社會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
中國社會結構在漫長的社會變遷中基本保持不變，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情況發生很大的變化。一是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失衡，基本呈現逐年增高趨勢，1953年為104.88，1982年為107.63，1990年為111.36，2000年上升到116.86，2010年更是達到118.06，嚴重偏離正常值範圍[6]。另外，在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8.87%[7]，現在進入加速老齡化階段。性別比失調、加速老齡化等現象加大了社會穩定、養老金、醫療費等方麵的壓力。二是家庭結構的變化。農村家庭平均規模從1980年的5.54人一直降到2009年的3.98人，農村家庭平均規模持續下降，在未來一定時期內，這一下降趨勢仍將持續下去，到2030年，農村家庭規模將縮小到3.05人，2050年將進一步縮小到2.67人[8]。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家庭結構呈現出一些新的情況：家庭規模小型化、空巢家庭中年化和家庭結構倒金字塔化，這些新情況將在未來使贍養和疾病照料成為普遍的社會問題。此外，就業結構等帶來的問題也需要積極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