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浦生：片瓷山房的文化密碼
品質生活
作者：沈嘉祿
在張浦生先生的“片瓷山房”裏，這位在文博界、收藏界赫赫有名的老人向我展現他數十年來積累起來的上萬塊瓷片，選了一部分密密麻麻平鋪在茶幾上，構成了一幅奇特畫麵，與其說它們是中華巨龍的鱗片，不如說是中華文明的集成電路。
“這塊是明代嘉靖年間的，這塊是清代康熙年間的，而這塊是明代黑暗期的，確切地說是景泰一朝的，景泰隻有短短七年，存世瓷器極少，鑒定時要與前後各個時期結合起來考慮。”張浦生說這些話時，就像一個高超的外科醫生在讀片。
殘瓷繽紛，片片皆辛苦
1957年9月，張浦生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曆史係。當時我國的高校都沒有文博專業，他最初的文博知識來自於有限的選修課，比如考古學和人類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江蘇省文管會，在南京博物院主要從事考古和征集。1958年參與了對徐州商代遺址的考古發掘及文物整理，田野考古使他視野開闊，收獲極大，並養成“在場”的習慣。1962年，張浦生被安排在博物院瓷器庫房當保管員，第二線的工作很枯燥，但是張浦生暗中竊喜，他知道南京博物院收藏有20多萬件瓷器，光瓷器庫房裏就有近6000件藏品，這些都是值得深讀、而一輩子也讀不完的“天書”。他整天接觸實物，眼觀手撫，做好卡片，樂此不疲。也在此時，他開始跟博物院文物小組組長王誌敏先生學陶瓷鑒定。
王誌敏是中國文物界的老前輩，但他是西南聯大數學係畢業的，當了一陣數學老師再改行搞文物鑒定的。也許他的嶽父是搞古玩的，所以王誌敏受其影響才走上了這條道。張浦生對我說：“王誌敏先生強調學習陶瓷鑒定應該采取文理相結合的辦法。他對我說，考古、鑒定是文科，但我們要把文科當理科來學。所以學習鑒定不光要看書，更要大量接觸實物。但反過來說，鑒定不完全是理性的，感性也是重要的。理性是前提，你對中國陶瓷的曆史發展和演變過程應該有全麵的了解，這些是理性的。但是既要讀書，更要讀物。讀物要像讀書一樣，要做筆記，把自己觀察到的每件陶瓷的特點逐條逐點寫出來。”
理性，感性，然後統一，張浦生反複琢磨其中的辯證觀點，受用一輩子。
王誌敏傳授給他另一個研究方法是：到野外去撿瓷片。
南京與西安、開封、北京一樣，都是建都時間長、影響深遠的文明古都，朝代更迭，曆經滄桑，曆史堆積層很厚，在郊外隨便一挖，就有瓷片出現。王誌敏是揚州人，從上世紀40年代起就一直在收集揚州城郊出土的瓷片，受此啟發，張浦生就利用休息天帶著幹糧與水到南京城郊去撿瓷片，一撿就是一整天。
下放農村，瓷片一箱子
後來，有主管部門發現在博物館、文物商店裏挑大梁的專業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舊時代的古董商販，屬於“沒有改造好的”人，他們雖然有實踐經驗，但理論知識欠缺，他們帶學生時要麼不得要領，要麼遮遮掩掩，從而導致文博界人才斷層情況十分嚴重。1966年3月，文化部與文物總局辦了建國後第一個正兒八經的古玉器與古陶瓷鑒定訓練班，張浦生有幸赴北京學習，聽了耿寶昌先生好幾堂課，大有收獲。但這樣的好日子沒持續幾天，北京街頭就亂了，張浦生外出一打聽，人人都像打了雞血針似地在傳達、談論“五-六通知”。幾天後課堂裏隻剩下張浦生一人在整理隨身帶來給其他同學當參考的瓷片。
1967年運動正如火如荼，張浦生被下放到農村。行前，他特地釘了一隻大木箱，裝了一箱子瓷片。到了農村，農民兄弟很熱情地幫他扛箱子，一上肩，哇！這麼沉，是啥好東西？再一用力，捆箱子的繩子斷了，箱子裏的瓷片嘩地掉出來。農民兄弟紛紛湧上來圍觀：帶這一箱子“瓦渣滓”有什麼用？我們鄉下多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