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學習俄語說起
品質生活
作者：龔依文
一本書，幾個人，幾十年間……著名俄羅斯文學研究者、翻譯家王智量教授追憶從事翻譯工作半個多世紀以來，他所經曆的冷暖沉浮。
上個世紀的50年代，我開始翻譯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後來，我自己和我的這項心愛的工作，在我國政治氣候的冷冷暖暖中沉浮，經過了二十多年的風雨，到1982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屢次重印，並收入各種不同的文集和選集中。現在，一個新的世紀開始了，這個譯本經過修訂，又再版出書，並很快重印。
看來讀者是喜歡我的譯本的。我為它寫的一篇《譯本修訂校改後記》也受到讀者的青睞，已經在一些文集和報刊上幾次轉載。主要由於我幾十年來在《葉甫蓋尼·奧涅金》這本書的翻譯上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所做的其他翻譯工作，我被授予“資深翻譯家”的稱號。作為一個外國文學工作者，能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做出一件有點價值的工作，我當然感到欣慰。
普希金是俄國文學之父，他的這部詩體小說是19世紀俄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全人類的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讀者喜愛它是理所當然的，我的翻譯隻是起了一個並不完美的橋梁作用。
我在這裏不想多談這部作品本身的價值，或者我的、其他同誌們的譯本的短長，而是想要向讀者朋友們彙報一下這五十多年來，與我翻譯這本書有關的一些細節。雖然其中許多都隻是些個人的體驗或感受，但是我覺得，您能從中察覺到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國家的某些側影——
抗日戰爭時期的1941年，我在陝西城固縣西北師範學院附中（北京師範大學附中遷移到後方時使用的名稱）讀書時，一本上世紀30年代上海出版的，韋叢蕪先生翻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很小年紀就愛上了俄國文學。那時我就很想學會俄語，想在將來成為一個俄國文學研究者。後來，到上世紀40年代末，我讀到了戈寶權先生主持出版的《普希金文集》，更增加了學習俄國文學的渴望。現在大學裏俄語係的學生很難想象，我們那一代人想學俄文和俄國文學是多麼的艱難。1948年，在當時蔣介石反動政府統治下，我和幾個有同樣愛好的同學，在北京西城區宣武門內國會街北京大學四院裏，悄悄地自學俄語，不敢讓別人知道，因為俄語是和俄國（當時是蘇聯）、共產黨當然地聯係在一起的，偷偷學俄語的人被認為就是共產黨，抓著就要坐牢的。
1949年2月，北京剛一解放，一切都還沒有安定下來的時候，由於十分缺少俄語人才，當時還沒公開的地下黨組織立刻組織一批北大學生，到老解放區哈爾濱的俄語幹部學校去學習。那個學校當時名叫“哈爾濱外國語學校”，是從延安搬過去的。我們幾十個人擠在一節沒有窗子的鐵皮悶罐車裏，躺在一堆稻草上，兩天兩夜到達哈爾濱。同行的同學中，大多數像我一樣，作為年輕學生，大家投身新時代的要求都是很強烈的，我們都為自己能夠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去老區學習俄語而驕傲。
我在哈爾濱外國語學校讀了六個月，掌握了俄語的一些基礎知識，還有幸在秋林公司買到一套三大本的，1947年莫斯科出版的《別林斯基選集》和一本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插圖單行本。《別林斯基選集》是用粗糙的淡黃色木造新聞紙印的，封麵是黑色的粗布，三本書一共三四千頁，有好幾斤重，字體也不是很美觀。《奧涅金》單行本的插圖也不很清晰。這說明當時“蘇聯老大哥”的印刷工業水平並不高。不過，能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出版古典作品，也說明他們是重視文化事業的。我當時的俄語水平很低，不能讀這些書，但是我堅信自己以後一定能讀，也一定要讀，便用身邊僅有的錢不顧一切地把它們買下來。
到1949年7月，由於關節炎複發，我不得已重又回到北京，再讀北大。幸運的是，當時為了適應整個國家迫切的政治需要，從1949年9月起，北大在西語係內開辦了俄語組，我就轉係過去（我原來讀的是法律係），成為北大俄語組（後來成為俄語係）的第一屆學生，也是係裏的團支部書記。解放初期的大學生都是由國家養著的，但生活相當艱苦。不過，在新中國成立的熱烈氣氛中，我們班的每個同學都充滿熱情、活力和理想。那時我和同班同學無論春夏秋冬，每天清晨都在沙灘北大紅樓和灰樓之間的民主廣場上高聲地朗讀俄語，好像自己多背一頁書，祖國的建設事業就多一份力量似的。應該說，當時大學生的思想比現在的大學生要單純得多，或者說簡單得多……
欄目主持人：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