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曆了長期的忍耐和不懈的努力，利瑪竇最終敲開了北京的大門，一位曆史學家曾評論說：從未見過這樣的傳教者，用如此勇敢、執著和機敏，並且運用了世俗的處世方式，投身於一個偉大的目標。
1610年5月11日，北京宣武門南堂教堂內，因多年繁重工作而心力交瘁的利瑪竇陷入了彌留。床榻邊圍滿了他的教友與朋友，人們為這位神父，一個不再是外國人的外國人，一位對中國人的思想和感情都具有強烈吸引力的人做著祈禱。而此時的利瑪竇仍舊微笑著，用盡最後一絲氣力向周圍的人們祝福，然後把身體轉向床的內側，就此辭世。
2010年適逢利瑪竇逝世400周年，首都博物館隆重推出了“利瑪竇——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覽，將人們的關注點帶回到400年前，探尋這位身穿儒衫的外國傳教士身後閃爍的思想、藝術與科技之光。
上帝的寵兒
1552年，利瑪竇出生於意大利馬爾凱省馬切拉塔城，原名馬蒂奧•；利奇(Matteo Ricci)。而此時，在遙遠的中國廣東海麵一個叫作“上川”的小島上，方濟各•；沙勿略(St.Francesco Xavier)麵對著隻有一步之遙的中國大陸在歎息。沙勿略是最早來東方傳教的耶穌會教士，他打開了日本的信仰之門，並夢想著在中國也取得同樣業績，怎奈大明王朝的鎖國政策將他冷冷地擋在了門外。兩個月後，上川島上橫行的瘧疾奪走了他的生命。
按照天主教派曆史學家的說法，利瑪竇的誕生是“為了了卻沙勿略的夙願”，而在現實中，沙勿略的經曆也確實是激勵利瑪竇遠赴東方傳教的一個因素，利瑪竇在他的日記中為這位偶像作的傳記便是證明。
利瑪竇五歲時開始學習拉丁文。1561年起，他在耶穌會教士開辦的學校裏學習，師長們把一套經過精心研究出來的記憶法傳授給他，利瑪竇按此方法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逐漸練就了過目不忘的本領，這對於他後來能較快學習漢語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6歲時，利瑪竇到羅馬城的日耳曼法學院學習法律。期間，利瑪竇接觸了許多學識淵博、品德出眾的耶穌會修士。耶穌會是天主教主要修會之一，1535年創立，沙勿略也參與其中，屬於羅馬天主教會。耶穌會最主要的任務是教育與傳教，在歐洲興辦許多大學，培養出的學生活躍於政界與知識界，其中非常著名的有笛卡爾等。經過與這些有著學者風範的修士的交往，利瑪竇萌發了加入耶穌會的念頭。1571年，利瑪竇放棄了法學學業，轉入耶穌會主辦的聖安德烈備修院。
1572年，利瑪竇進入羅馬學院。在這裏，他遇到了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兩位導師——克拉維烏斯和白拉明。克拉維烏斯生於德國，是著名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也是開普勒和伽利略的好友。他主持修訂了羅馬教皇於1582年頒布的“格雷戈裏曆”，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陽曆”。在數學領域，他用拉丁文校印出版了古希臘數學家歐幾裏德的名著《幾何學》。在克拉維烏斯指導下，利瑪竇不但學習了歐幾裏德幾何，還掌握了研製天文儀器和鍾表的技術，這為他日後向中國人傳播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打下了基礎。白拉明是當時才華橫溢的辯論家，被封為“聖人”。1576年，他開設了“辯論課”，利瑪竇每周兩次去聆聽他的精彩演講，受益匪淺。他日後在中國傳教時的能言善辯，要歸功於白拉明潛移默化的教導。
在羅馬學院的五年學習生涯中，利瑪竇用三年學習了哲學，用兩年學習了修辭學，亞裏士多德和西塞羅成為他精神世界的支柱。他掌握了怎樣把思想和詞語相結合，清晰表達自己的見解。驚人的記憶力也大大加快了他學習的進度，不論是什麼書，隻要讀過一次，他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誦出來。
1577年春天，耶穌會要挑選一些教士赴印度傳教，利瑪竇意識到這是追尋沙勿略腳步的重要機會，不久，他的申請獲得了批準。經過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半年的浪淘風簸，1578年9月，利瑪竇一行14人到達印度果阿。由於果阿是葡萄牙殖民地，利瑪竇去印度之前在裏斯本學習了一年葡萄牙語。在印度期間，利瑪竇繼續深造神學課程，還經常到耶穌會的工場學習鍾表和機械製造或印刷工藝。不知不覺間，他為日後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豐富的科學知識加上精巧的手工技藝，使他在華可以駕輕就熟地製作時鍾等稀奇珍貴禮物饋贈給中國的官員和士大夫。
中國的第一張世界地圖
1582年，利瑪竇因其非凡的語言天賦被派往澳門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澳門已於1557年被葡萄牙占領)。從1582年到達澳門，到1601年定居北京，利瑪竇足足用了19年的時間從中國緊閉的大門夾縫中“擠”了進來，成為第一個在中國大陸傳教的神父。
在利瑪竇時代，來華的傳教士不下百人。每個傳教士的最終使命就是將這個東方最古老的“異教徒群體”蔭庇於上帝的羽翼之下，而實現這一目標最理想的途徑就是到北京，使明朝的皇帝皈依。顯然，曆史的車輪碾碎了這些上帝使者的美夢，在沙勿略死後的24年裏，那些嚐試著潛入中國的傳教士們，在克服對中國語言和風俗習慣的無知方麵，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這種情況使利瑪竇及其同伴們認識到必須改變策略，那就是要尊重、理解中國文化，讓自己融入其中，方可尋找到突破口。這種曲線傳教的指導思想貫穿利瑪竇在中國活動的始終，傳播西方知識、溝通東西方文化成了他傳教事業的“副產品”，而在今天看來，這個“副產品”的意義似乎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