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與元大都的特殊緣分
任何人的一生，都如同一個長長的夢，凡是生命年輪中記憶深邃的東西，都與你生死相依，永生拂之不去。
北京城北的土城，曆史記載它本是元朝的開國都城，隨著時間的流逝，北京人大都把它忘卻了，但是我卻對它記憶猶深。之所以如此，因為那兒是我噩夢鏈環中之一環——1960年的冬天，在忽必烈建成元大都的一角，曾經作為罪犯收容所使用，女囚被關押於一排排紅磚房裏，男囚則比女囚命運更為淒苦，被收容在幾排搭建起的蒙古包裏過冬。因而，我對元大都的記憶，可謂潛入到骨髓、血液。至於當時為什麼不用棉帳篷，而選用了蒙古包收容罪犯？至今不得而知，這也算是歪打正著吧，它讓我永遠記住了元大都的名字，並曾幾次到那兒覓故，尋找那個苦難曆史歲月，埋在那兒的一個遙遠的寒夢。
21世紀之初的一個秋天，我再次與友人王毅去元大都遺址覓故時，沿著元代建都坍塌的土城城牆，走了很遠的路，也沒能尋覓到40多年前那個故址。我曾詢問在柳蔭下下棋的老者：“你老可知道，這兒曾經有個罪犯收容所嗎？他的標誌是聳立於紅磚牆之上的崗樓！”那些下棋的老者，不知是沉迷於“楚河漢界”爭殺之樂，抑或是忘卻了已然忘卻了40多年前的往事，竟沒有一個世紀老人為我指點迷津。今年春初，忘年小友陳徒手開來一輛車子，讓我到元大都公園訪故，我又一次登上了這片曾經是成吉思汗子孫叱吒風雲的土城。多虧有今天元大都公園管理處的陳萬明先生引路，把我帶到了昔日罪犯收容所的故地，圓了我多年縈繞於心懷的一個遙遠的夢，我看見了那座殘留在樓群之間古老的炮樓！
1960年的寒冬。東城公安分局的兩位警察，全副武裝一前一後，押解著我們一行八人奔往土城。其中三個為“抗拒改造的右派”，被界定為反革命，我是其中之一員。其餘五個皆為刑事犯，其罪行是在大饑餓年代偷吃食品、偷竊糧票的外地流入京城的“盲流”。記得，其中一個名叫“黑子”的青年，年紀不過十七八歲的樣子，神情靦腆的像個女娃，他來自東北吉林，是清王朝那拉氏的後代。這個遠途而來的盲流，溜到百貨大樓後藏身於廁所，待大樓關門之後，他到糕點櫃台吃了個飽，當他捂著過於飽和的肚子，焦渴地擰開自來水龍頭、大口大口喝水的時候，被抓住了。因而與我有緣為伍，一塊被押送到土城罪犯收容所。
所以當我看見那個昔日的炮樓時，不禁百感叢生，既為流逝的曆史而感傷，更為今天元大都公園的美麗而動容。記得，那時為囚徒建立檔案照相時，我胸前標寫著“273”號的字樣。由於蒙古包裏人滿為患，睡覺時我們不能頭對頭的躺下，而必須張三的頭對著李四的腳躺下，以充分利用地鋪的空間——這就是我留在元大都的一個遙遠而淒楚的寒夢。
今天，我和元大都結下新緣
1960年——2009年——時間如白駒過隙，今天，除了那座殘留下的土城炮樓，還在述說曆史往事之外，景物全然一新。朝陽區政府拿出4億元人民幣，在這裏建成了長達4.8公裏、麵積67公頃的元大都公園。在綠草與鮮花中間，以一世天驕忽必烈為核心的巨大石像群，昂然屹立於公園一側；一匹匹黑色奔馬和白色羊群的粗礪石雕，似把我帶到成吉思汗的故鄉。筆者曾於2002年秋去莽莽草原，去尋覓勇敢者的精神圖騰，可是那片草原太廣漠無涯了，在橫穿千裏呼倫貝爾草原中，隻見到雲天之下馬群和羊群，沒有能一睹北征到俄羅斯頓河之畔、東征到歐洲多瑙河之邊——“一代天驕”的形影；可是我在這兒，見到了他的子孫馳騁疆場的肖像。公園設計者，顯然是個文化視野非常開闊的奇才、在表現元世祖能征善戰的同時，沒有忘記那個年代熠熠閃光的文化之星，如元代文學四大家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包括當時來元大都朝拜的外來使臣、異邦的藝人，以及尼伯爾的建築師，溝通東西方文化使者馬可·波羅等等，無不在雕塑群體的視野之內。
特別牽動我思緒的是，其中還有黃道婆的肖像雕塑，也被納入元大都公園的群雕之中。黃道婆何許人也？史料記載她原本是一個上海華涇鎮出身低賤的童養媳，因不堪封建家庭的虐待，隻身乘船逃亡到崖州(今廣東崖縣)，為了糊口，在該地向黎族學到了紡織手藝，三十年後她重返上海華涇鎮，成為當時的種棉大戶和紡織專家。公園設計者，以極其縝密的考古目光，將這個黃道婆也納入曆史的視野，真可謂是一首求真的曆史絕唱。之所以這麼說，實因昔日表現曆史的園林，大都是帝王與皇妃孤家寡人的模式，而橫空出世的元大都公園，如破繭而出的飛蛾。因而當筆者漫步於雕塑群體之中時，不僅感受到世界之風在中華大地的勁吹，還感悟到元大都的設計，是對舊皇家園林模式的一種挑戰。昔日皇家園林中的建設，多是按照國人傳統的思維傳統，表現東方大帝唯我獨尊的至高無上，像黃道婆一類的市井人物，是不會被納入藝術殿堂的。因而，當筆者漫步於公園的雕塑群中，似乎傾聽到了時代脈搏的跳躍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