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語錄》(警句箴言類)
一部箴言警句的薈萃門。15名“權力語錄”，其實包含了人文、社科等諸多方麵的內容，這樣也好，是一種“泛權力”的概念，不會作繭自縛，畫地為牢，思路的寬泛和靈活，是做事業應備的條件。軟實力等就應該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提出來的吧？
這倒暗合了本書244頁“固守同一個意見從來不被視為政治領導的優點”這一警句的內涵。固守和放棄，堅持和妥協，垂釣和撒網，點與麵，宏觀與微觀，這些看似相對、相左的命題，其實正是辯證論的真諦，是相互可以倚靠的支點，也從來都是互相轉化的必要條件。隻要我們做出選擇，我們就必然會有所得失，區別僅在於其微觀、中觀和宏觀的空間限定，或短期、中期、長期的時間期待。因為社會因素是極其豐富，甚至是蕪雜的，評判的標準又總是受到多種尺度的左右，時代思潮還會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個體的人生一定會留下種種遺憾，這沒有完滿的解決之道，哪怕在永久權力的幫助下。從這個角度說，所有的人，又都是平等的，或在動態中獲得了平等的人生。嗨，這些事情，真是說也說不清楚。
(《權力語錄》，(美)丹尼爾·B·貝克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弱者的武器》(社會學)
本書是美國政治學與人類學教授斯科特關於“三農問題”的一本專著。這個“三農”不是中國的三農，卻是馬來西亞的三農。1978年至1980年，斯科特在馬來西亞古打州水稻主產區的一個村子裏住了兩年，對當地的農民、農產、經濟、社會、征召、稅收、選舉、勞動、人口、土地、人性、風俗、日常生活等等進行了記錄、思考和研究。他的最著名的結論是：通過對馬來西亞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的探究，揭示出農民與榨取他們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間的持續不斷鬥爭的社會學根源；農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以低姿態的反抗技術進行自衛性的消耗戰，用堅定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開反抗的集體風險：這些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也可以稱之為弱者的武器。
這是一個令人過目難忘的結論。但在我的閱讀印象中，這本書卻是“主題先行”的產物，即作者有了相當的思考和主要結論之後，才“為了這樣一個目標，我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村莊裏度過了兩年時間”；“在我開始研究時，我的想法是展開我的分析，將研究寫出來”。主題先行並未妨礙斯科特對農村階級關係、生產關係和人性進行深入研究，因而這本“卓越的著作”，是“任何想要了解東南亞農民社會的人都不能錯過的門”。我對此深感認同。
(《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語言地理類型學》(語言)
讀日本學者寫的這一類人文科學專著，最大的感覺就是幾乎完全不見西方學者那種抽象、理性的思維。日本學者似乎長於對知識的總結和歸納，而不擅長抽象。經驗成為他們學術認知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方法。據譯者介紹，本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譯至中國時，在語言學界引起較大反響，也成為這一領域的必讀書。我覺得這是可以想知的。在一個語言教學和地理教學都十分陳舊不堪的年代，語言和地理的結合不可想象。在開創性方麵，這本書有其不可抹殺的價值，如果它在全球語言學界確如譯者所言有開先河之功的話。語言和自然地理之間無疑有著非常直接的因果關係。但在人文曆史的背景下，情況會變得極其複雜，這正是語言學界可以、也不得不大顯身手的地方。
這本書給我留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象，是日本學界對中國文化的根深蒂固、無所不在的依賴，(也許這隻是漢語學者的個別現象？)那種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既令我感覺不那麼適應，又引起我更廣泛的思考。讀這本書一點兒都不難、不累。看起來，多樣的文化真是有好處的。因為可以互補，可以調劑，更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在本書中，橋本萬太郎認為，“東亞大陸民族發展與歐洲不一樣，東亞的周圍民族緩慢地被中國同化著；從自然環境看，東亞大陸中心是富饒的平原，人民世代定居，歐洲不同，高加索土地幹燥而多鹽堿，原始人不是牧畜就是行商，不斷遷居成了他們的習性。”據此橋本用形象的比喻稱東亞大陸的語言為農耕民型語言，稱印歐語言為牧備民型語言。在橋本萬太郎的眼裏，亞洲東部大陸是作為語言和文化的中心區域存在的，它具有自然而然的代表性。
(《語言地理類型學》，日本，橋本萬太郎著，餘誌鴻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6月第1版)
《風土》(曆史地理)
這段時間看了兩本日本學者的專著，一本是橋本萬太郎的《語言地理類型學》，一本是《風土》，兩本書在類型上有相近之處，都與自然地理有密切關係。
上世紀四十年代以前日本學界的文風就是如此？還是這個西北太平洋島國的“風土”使然？或者我們這一代人受西方文化(包括我們已然習慣了的學術語言、思維方式、觀念判斷)的影響不自覺就有些“過深”？日本這兩位學者的學術語言、學術思維都有讓人感覺特別奇怪的地方。他們進行論證、推斷、評價，憑感覺、憑直覺和經驗的成份總顯得過多，缺少我們認可的原則、概念、邏輯和因果，未能依賴從普遍經驗中融彙提煉的抽象“理論”，總不免有牽強之感及情感因素。這本《風土》更帶有散文性質，不僅較多引入旅行見聞，還因此得出一些較難理解的“另類”結論，比如把季風與“潮濕”直接聯係起來，並誇張地放大“潮濕”的文化功能，使人費解。但作者在整體感上有創見，本書指出的地理環境事實，在族群文化性格的研究中，也頗具價值。
什麼是“風土”？我的理解，風土就是自然環境中的人文。作者把風土分為三種類型，季風、沙漠和牧場。季風區的特點是“潮濕”，沙漠區的特點是“幹燥”，牧場區的特點是“風調雨順”，這是《風土》的概念。在本書中，牧場型文化指中西南北歐。在南歐，地中海裏少產海鮮，因此發展起來商貿文化。歐洲的特點是夏季“幹燥”，冬季濕潤，這使得歐洲氣候舒適，春夏則雜草不生，冬草(牧草)茵茵；小麥種下去以後，總會風調雨順、如期收獲；收割的季節也長達一個月，這一時期既不會多雨，小麥也不會因過於幹燥而減產；不必三夏大忙，搶收搶種，斷然見不到黃淮海平原與老天搶食的緊張場麵，可以悠然收獲。這裏的害蟲也很少。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使歐洲這個牧場型的地區發展出來一種“合理主義”文化，這也是歐洲人“理性價值觀”的自然地理基礎。
(《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中國不高興》(時政)
2009年上半年的一本《中國不高興》，在中國讀書界，也在海外的華語圈，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熱議，連全球發行量最大的日報《參考消息》，也不吝篇幅，轉載了整版相關文章，引起了中國讀者的廣泛關注。
《中國不高興》，是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綜合實力日益強大條件下，出版商適時推出的一本商業時政書。中國改革開放30年，成就巨大。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科學、技術、觀念，與30年前相比，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在全球經濟、全球政治中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國內要求反省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受到西方欺淩和不公正待遇的議論，越來越多，要求重新調整國際利益關係的討論，越來越頻繁，要求西方世界給予中國公正待遇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中國是否應該成為抱負遠大的英雄國家？中國是否應該遵循持劍經商這樣的大國崛起之道？這些，都是本書討論的熱點。但如何保持中國民眾旺盛的進取心，而又不走進民族主義的陷阱，才是中國健康發展的前提。在本書作者看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戰略圍堵，越來越具體和明目張膽；薩科齊等人對中國屢屢侵犯，是卑鄙下流的機會主義。中國應該成為什麼樣的國家？這是本書討論的核心話題。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作者特意保持著與體製內話語不完全相同的聲音。當然，在本質上也並無不同。
其實，關於中國的高興與不高興，這完全是一種實力的對話。沒有相應的政治，經濟，文化，包括軍事實力，在國際關係中，是沒有多少人願意傾聽你的訴說的。
(《中國不高興》，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