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海平一邊喘息，一邊問道：“此前在遼陽的那晚，我自認落在你們手中，絕無幸理，是因為你的求情，吳某方才活到今日。隻是，吳某不明白，你為何要那麼做？！”
高傑道：“我不喜歡殺人，更不希望鮮活的生命在麵前輕易地消逝。前輩所作所為，皆事出有因。您父親海龍王吳平在閩粵做海商，對大明朝廷而言，也許是海盜、是倭寇，但在晚輩心中，卻並不苟同。晚輩認為閩粵沿海的百姓，撒網打魚、出海跑商，理所應當。當年朝廷實行因為擔心外族居心叵測而實行海禁，斷了漁民們賴以生存的求生之道，吳平前輩帶領百姓冒死違禁跑商，被戴上了海盜倭寇的帽子，予以剿滅，本就是一場慘案，是悲劇！”
高傑來自後世，學的是考古專業，對明末的所謂抗倭戰爭做過頗多研究，在看待所謂倭寇海盜之時，有著客觀的評判。
要追溯這場奇特而慘烈的嘉靖倭患，要從明王朝開國時說起。出身農民，對藍色海洋文明無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於洪武四年（1371年）頒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許入海”，僅剩下一種扭曲的官方朝貢貿易，因其能帶來“君臨天下、萬邦來朝”的感覺而存活下來，為中外交流留下了一道逼仄的門縫。
明嘉靖二年（1523年），寧波先後接待了兩撥日本朝貢船，為爭奪“正宗貢使”的身份，他們之間相互殘殺，殃及平民，釀成了極為惡劣的“爭貢事件”。這讓朝中海禁派找到了一個口實，上疏“禍起市舶”，閩、浙市舶司遂遭廢止。從此，朝貢貿易這道門縫也被封禁了。
然而，繁盛的海上貿易卻無法停止。時值16世紀大航海時代，以海路為連接的世界貿易圈蓬勃發展，中國所在的東方貿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蘊含著巨大的財富和商機。很快，如生命力極強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貿易迅速發展，並在雙嶼港紮下根來——此島懸居浙江外海，扼多條航線之要衝，明初時被列為“國家驅遣棄地”，島民內遷，遂成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風水寶地。不久，以雙嶼港為基地，以許氏兄弟、李光頭為首的幾股勢力較大的海商集團羽翼漸豐，葡萄牙人則在島上修路建房，開辟市鎮。鼎盛時期，雙嶼港還聚集了日本、馬來、琉球、暹羅等國海商，成為遠東最繁華的國際貿易中心。歐洲的自鳴鍾、火器，南洋群島的胡椒、香料，江南的絲綢、棉布、瓷器和數不清的白銀於此彙聚交易。
在雙嶼港崛起的20多年時間裏，雖然走私嚴重，但浙海堪稱寧靜，海商誌在利潤，並不打家劫舍；為了保護貿易安全，往往還剿滅小股海盜。泉州名宦林希元便曾公允地說：“佛郎機（指葡萄牙人）未嚐為盜，且有利於吾民也。”
然而，這份安寧並未維持多久，雙嶼港私商的貿易繁盛，令朝廷日益無法容忍。終於，一樁血案成為了雙嶼港之戰的導火線——餘姚大族謝氏賴了走私海商的賬不還，並威脅要報官，海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便洗劫了謝氏莊園並掠殺了謝氏宗族。
謝氏血案觸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經，嘉靖皇帝派遣幹將朱紈前來鎮壓“倭寇”。這位出身進士的官員個性耿直，軍事經驗豐富，乃鐵血的海禁派。臨危受命，他誓以全部的智謀與力量來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到任後雷厲風行，“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並培養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隨後他顛覆雙嶼港，並揮師入閩，繼續追殺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嶼後又贏得走馬溪大捷，擒殺中葡海商百餘人。
朱紈在戰後上島勘查時也發現，40餘裏長的寬平古道寸草不生，足見人貨往來之多，且由於雙嶼戰事事發突然，外海不知，以至於戰後的一月間，陸續來港商船竟達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之多，其貿易規模之大可想而知。
幾次大捷之後，朱紈在奏折中躊躇滿誌地寫道：“全閩海防，千裏清肅。”
然而，他沒有想到，這短暫的勝利，正是巨大動亂之前最後的平靜，當海禁的口袋愈收愈嚴，手段也越來越殘暴之後，被顛覆的海商巢穴卻變成了巨大的馬蜂窩，捅掉之後，不知從哪裏迅速湧出了成千上萬的“倭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使“濱海數千裏，同時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