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嘉靖大倭寇的真相，就是一群反海禁的中國海商與海盜。翻遍嘉靖年間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領中的日本人極為罕見，即使有，也是無足輕重的低等小頭目。明代兵部侍郎鄭曉稱：“大抵賊中皆我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據一位被倭寇擄去五十多天的昆山人的回憶：“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謂倭而錐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連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據曆史記錄，梳著倭人發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國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過於這幫被朝廷定性為侵略者的“倭寇”，卻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民間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倭寇深入陸地時“若熟路然”，甚至“與農民雜耕於舟山山阜處”，“或披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中履，蕩遊於都市”；連本地官兵也與倭寇裏應外合，通報軍情，“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種種異狀，讓負責“剿倭”的官員驚呼“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畫麵。
可見，從首領到從屬的身份，從其對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與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謂的“嘉靖大倭寇”其實就是中國人。
明中葉以後，沿海地區人口過剩，加之土地兼並嚴重，賦稅繁多，很多農民破產，無以謀生，遂入海經商。可以說，利潤豐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貿易乃是東南沿海的重要經濟支柱，不僅平民以此為生，連許多豪門巨室也踴躍投資。所以，在雙嶼港繁榮的二十多年間，舟山海域風平浪靜，鮮有“倭亂”記載。而雙嶼港覆滅後，喪失生機的眾多“海商”及其從屬隻好轉以劫掠為生，商變成盜。
謝傑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嘉靖時邊防政論家唐樞更是洞若觀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華，乃中國自為寇也。”
這也合理解釋了朱紈的悲劇——他顛覆雙嶼港，斷了普通民眾生路和豪門勢族的財路，很快遭遇到閩浙權貴之朝中勢力的圍攻和彈劾。他不肯接受即將到來的審訊和侮辱，留下了“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的遺言，服毒自殺。
雙嶼港之戰後，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張通商的互市派與鋌而走險的寇掠派。前者為繼承雙嶼港傳統的王直集團；後者則為林碧川、蕭顯、徐海等集團。
王直，徽州人，本姓汪。早期不過是許氏兄弟的僚屬，雙嶼港之戰後，王直收集餘黨，轉移到舟山烈港（瀝港）重振勢力。他讀過書，深謀勇略，思想超前，明白海洋可以富國裕民，其最大的夢想便是朝廷能改變國策，通商互市。而自從被大明誣為“倭寇王”的王直被誘殺後，浙海再無海商。
禁海且剿滅海商，其實是讓大明錯失了大航海時代。
而海龍王吳平，和王直等所謂倭寇、海盜一樣，都是一群官逼民反的海商罷了，吳海平因父被殺，對大明朝心懷仇恨，逃亡遼東，向借女真人的力量複仇，在高傑心中也無可厚非。所以，他對吳海平，更多的是憐憫和感歎。
吳海平第一次從大明人的口中聽到對其父的這般評價，頓時便愣在當場，心中百感交集。
半晌後，他才顫聲道：“多謝！”
高傑不解道：“前輩謝我作甚？”
吳海平慘然笑道：“在吳某死前還能聽到對家父如此公正的評價，死而無憾了！我是替家父以及當年一起在閩粵死難的漁民們對閣下表達謝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