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道歉的稀缺性，體現於下列兩個基本向度：1966年曾有一千一百萬名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而全國紅衛兵的總數至少應在八千萬以上，但此類道歉事件卻僅限於幾名老邁年高的女生，猶如滄海一粟，顯示出空間和數量上的高度稀缺；而在時間向度上，這場道歉延後了整整三十多年，早已超出“滯後效應”的底線。正是這種稀缺性敦促我們發出下列追問：紅衛兵道歉為什麼會如此艱難？而中國社會又何以缺乏必要的懺悔傳統？
隻要探查一下曆史就能發現，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的東亞民族圈，麵對著懺悔機製的普遍缺席。當東/西德國、前蘇聯、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先後作出國家道歉時，沒有任何一個東亞國家加入這個良心同盟。在二戰中入侵東亞的日本，至今沒有作出書麵的國家道歉，而這種道德失語狀態分布在從國家、民族到個人的所有領域。
作為傳統的“外儒內法”的威權國家（又稱專製社會），華夏帝國依靠酷法、專權、謀術和權勢，實施了漫長而完美的統治。法家係的巨大鐵輪，碾壓儒家及其民眾的日常生活，由此滋養出四種反常的文化人格：施虐/受虐人格、比照/內訌人格、流氓/厚黑人格以及賭徒/投機人格。
專製文化對生命個體的最大影響，就是培養大批臣服者，他們經過反複洗腦，成長為熱愛威權的“新人”。這種人格在對上臣服的同時，也表現為對同胞和下級的欺壓，顯示出受虐/施虐的雙重人格，令“吾日三省吾身”之類的儒家內省精神，停留在竹簡、帛書、竹紙和舌頭上，成為毫不律己、專門律人的信條。正是基於法家的強硬掌控，反思和懺悔成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餘物。而在清掃“封建主義貨色”的時刻，就連專門用來教化平民的儒教，都不能逃脫被消滅的厄運。
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營造著對上效忠和互相檢舉的“二人關係”，更無力建構真正的內省式道歉機製。精神自虐的“鬥私批修”，完全不能構成內省的正確道路。官員拒絕道歉，是威權邏輯的必然結果。而所有的錯誤都被歸咎於“曆史”這個抽象主體。曆史不會言語和抗辯，它永久緘默，並始終置身於被陷構的困局。而鑒於權力的榜樣性，普通人都選擇了沉默。
“傷痕文學”向我們提供了“後文革”懺悔史的重要樣本。在著名小說《傷痕》中，一個女知青哀怨地表達了對母親的懺悔。這是一種輕微的過失，它被限定在孩子對母親的懷疑、拒絕、離棄和逃跑的邊界裏。這過失與其說是倫理性的，不如說是情感性的，訴說著兒女對死去親人的追思，並要把過失者引向新的母體——“後文革”時代的新國家。在小說結尾，主人公和男友一起安葬了母親，“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融入新烏托邦的光輝之中，而那就是新形而上母親的莊嚴象征。這篇技巧粗劣的文學習作的唯一價值，就在於它確立了“受傷者”（受害者）的道德邏輯序列，也即主體背叛母體（或被母體拋棄）—自我懺悔—重歸（新）母體的三部曲格式。主體的終極使命，就是以棄兒的身份返回偉大的母體，重構子體與母體間的道德臍帶。
毫無疑問，從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到右派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的苦難敘事，最終沒有被引向懺悔，而是轉換成了對棄兒、對母親的泣訴和乞恩。一旦有新的恩澤降臨，一切苦難記憶便煙消雲散，受難者從失樂園回到了新樂園。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大失敗，就是沒有整體地發育出獨立、自由和深刻的寫作人格。
但傷痕期湧現的不僅是“傷痕派”的撒嬌，還有“人道主義”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們記取的作家是戴厚英、周揚和巴金。他們三人形成了文藝懺悔小組，猶如“三麵紅旗”矗立於1980年代的文學現場，向中國知識界提供罕見的道德範本。他們都曾是信仰和權力的擁戴者，並充當過戕害人性的棍棒，擊打所有的異端思想，而後卻以非凡的勇氣，懺悔自身的曆史罪過，轉而成為謳歌人性和自由的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