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經過盧梭、洛克等一代代思想家的呼籲和奮鬥，從以人為本、天賦人權和生而平等等觀念出發的新聞自由思想已經在西方世界深深紮根開花。而且新聞自由理論體係一旦形成了便將之升華為一種傳統，因而，西方新聞事業及其新聞倫理法製在每一階段都有深厚的政治學說背景。
二、中國文化中的“自由”思想
幾千年來中國的正統思想理論乃是源於孔子的儒家思想，西方也把中國的儒家思想稱為“儒教”。儒家思想提倡“仁”、“禮”，主要是對於現存統治秩序的尊重，後又經過儒家學者的不斷改造，使其成為維護封建專製統治的工具，幾乎完全的壓製了自由思想的產生。不過作為禮教批評者的老莊道家思想也在中國占有重要地位，它從觀念上更加肯定自由的價值，它對統治者鉗製人心和思想進行批判，眾多的道家經典也體現了對自由精神的向往和人格的獨立。然而在董仲舒之後的中國思想史上，道家基本上是作為正統思想的對立麵出現的，特別是其中的反禮教思想是作為“異端”被排斥的。因此，道家的自由觀念基本上是作為禮教製度的反麵形式而被中國人所理解的。
由於以上文化背景和思想傳統的影響，使得中國曆史上的統治者和人民都存在這樣的思想：提倡自由就是對現存官方意識形態和挑戰和破壞；而在許多的文人誌士和思想家的心中的自由更是一種獨立於統治秩序的自由意誌，他們所追求的是思想上的自由意誌和自由生活，而不會為了保護個人自由而去反抗統治秩序。
直到近代特別是1840年以來，西方自由的思想才伴隨著槍炮聲進入中國。但因缺少孕育自由思想的曆史土壤，使得中國的權利和自由意識就像浮萍，沒有穩定深厚的根基得不到廣泛的生長傳播。
三、文明衝突視角下的新聞自由
塞繆爾·亨廷頓是一位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美國政治學家，也是文化研究方麵的著名學者。在他所著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提出了文明衝突理論。他認為在冷戰之後，國際之間的衝突主要表現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人們之間的主要差別不再隻是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差別，而是不同文明之間的差別。他說，“在未來的歲月裏，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明，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1]。塞繆爾·亨廷頓的這些觀點與凱·哈菲茲的觀點有些相似，哈菲茲對比西歐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的新聞倫理準則，也發現這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不同國家之間的曆史文化傳統和宗教的影響，也就是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之間的差異。
為什麼文明會發生衝突呢？在亨廷頓看來，文明的差異才是人類的各種差異之中最根本性的，這種差異基本上是不可更改、不可消除的。他說，世界上並不存在著真正的普世文明，因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獨特產物”，“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1]。
亨廷頓認為，未來的衝突很可能是西方對非西方國家的衝突，特別是“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兩者具有聯手的可能性）對於西方的威脅。他說，美國的現實是：對內，美國提倡文化多元主義，但是現實是文化雖然多元，但是多樣性文化地位差別懸殊，主流文化仍然是白人的盎格魯一撒克遜文化；美國對外推行普世主義，但是現實卻是多元文化的現實不可避免。他最後提出，應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尋求同樣性。
文明衝突的表現就是根源於西方文明的新聞自由在伊斯蘭文明和東方文明裏所麵臨的困難和水土不服。西方新聞自由裏的權利和自由思想，新聞媒體敢於藐視權威和謾罵政府及領袖，它們敢於嘲弄多數社會現象，這些在伊斯蘭和東方的這些傳統的文明裏都是違背社會常理和傳統價值觀的行為，不同文明麵對新聞自由的態度就是根植於曆史文化和宗教觀念的民族特性麵對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