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說《木偶奇遇記》三個譯本的創作背景看翻譯批評和譯者角色
文化藝術
作者：劉瑩
【作者簡介】劉瑩，女，遼寧錦州人，遼寧醫學院外語教研部講師，主要從事英語文學及英語教育學研究。
【基金項目】 《木偶奇遇記》是受到兒童甚至成人歡迎的童話故事，它的原文和譯本在世界各國都有非常大的發行量，讀者們會從不同版本的不同翻譯對故事有不同的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每個譯本都是在特定的政治曆史環境中完成的。本文對小說《木偶奇遇記》的英語，俄語及土耳其語譯本進行比較分析，從而探討翻譯過程中的翻譯批評及譯者在翻譯創作中的角色。
一、小說《木偶奇遇記》的三種譯本創作背景的解讀（一）英語版譯本
1892年，穆雷翻譯的《木偶奇遇記》來到美國，美國人經過各種不同翻譯實踐後，才有了為學者普遍接受的譯文，指出皮諾曹是個好孩子，他可愛，脆弱，不能受到任何傷害，其主題也變為歌頌家庭和團結。
1937年後，皮諾曹在翻譯當中又被賦予了新的形象。美國在這一時期經曆了經濟大蕭條。為了修複大蕭條帶來的創傷，新的譯本中出現了對新動力和能源資源的敘述，譯本向讀者暗示，皮諾曹將要給美國的家庭和孩子們帶來一個新的希望——在新的動力和能源資源的幫助下，美國經濟的複蘇指日可待。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裏，隨著美國社會和曆史背景的變化，《木偶奇遇記》也出現了與之相對應的譯著。正如Wunderlich在他的研究中所說：“社會力量影響了《木偶奇遇記》的翻譯，這些翻譯的側重點，人物形象和主題都發生了改變，而Collodi的原著中所要表達的思想已不得所知了。”[1]社會文化背景對翻譯的影響得到了很清晰的反映。
（二）俄語版譯本
童話在俄羅斯曆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在蘇聯時期，文學方麵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蘇聯認為，在十月革命後，蘇聯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蘇聯已經取得了很好的發展狀態下，在這一時期，童話的主要作用在於子女教育方麵，文學也是為應試教育服務的，隨後，蘇聯現實主義文學之父Maksim Gorkii，發起了對童話的重新評估運動。20世紀30年代，擁有新思維的讀者群開始興起，他們樂於接受新興事物，這也鼓勵了蘇聯作家對童話的創作，使得童話為蘇聯文學所接受。
1935年，Collodi的《木偶奇遇記》被蘇聯作家阿·托爾斯泰翻譯過來，成為兒童最喜歡閱讀的書籍之一。這本童話向讀者講述了主人公木偶布拉蒂諾的冒險故事，他跟受不了木偶戲班老板虐待而逃出來的木偶一起，經過重重阻礙，得到了一把打開神秘大門的金鑰匙，而這扇門通往另外一個充滿歡樂的理想世界。Balina指出，托爾斯泰描述的新世界與蘇聯人民當時的生活環境是非常相似的，在這個世界中人們知道階級的分類，而且擁有各自的階級屬性。因而，我們可以在文中找到許多不同的人物形象，通過這種接近生活的童話描寫更好地實現其教育目的。
（三）土耳其版譯本
Zambak出版社在2001年發行了《木偶奇遇記》和它的兩個土耳其譯本。
在2004到2005年期間，土耳其教育部發布了兩張名為100基本讀物的讀書清單。這兩張讀書清單中包括了許多世界經典讀物，教育部要求每一個學生好好閱讀。Sertkan（2007）在他的碩士論文中提到，“這兩張清單是為了鼓勵中小學生盡可能多的閱讀這些書籍，同時也示意教師把這些清單上的書籍納入他們的日常教學大綱中去。讓學生（下轉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