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後，中國人民誌願軍按照協定，主動地陸續從朝鮮撤回，而美國方麵卻不履行協定，其軍隊仍然駐紮在朝鮮半島，加劇遠東的緊張局勢。同時，在印度支那，當地人民的抗法戰爭進一步開展。為此，美、法帝國主義焦頭爛額。
1954年2月28日，由蘇聯倡議，蘇、美、英、法4國外長在柏林會議上達成協議，定於同年4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作為與朝鮮和印度支那關係密切的大國，中國也受邀參加了這次會議。
準備第一次在國際舞台上“唱戲”
鑒於日內瓦會議的重要性，毛澤東、周恩來非常重視。自2月底到3月，向來不打無準備之仗的周恩來擠出相當多的時間，開始了係統而認真的準備，他指導有關人員研究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閱讀有關召開日內瓦會議的文件，並組織模擬會議，搞翻譯練兵。
3月2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周恩來鄭重提出了《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指出“關於日內瓦會議協議的達成，是蘇聯代表團在柏林4國外長會議上一項重大的成就。單就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日內瓦會議一事看來，它已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工作前進了一步”。
他說：“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特別是美國政府卻故意低估日內瓦會議的作用，並預言日內瓦會議將同柏林會議在德奧問題上一樣，得不到任何結果，但美、英、法3國之間在朝鮮問題上以及在許多國際事務上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有時矛盾很大，他們的內部困難也很多。”為此，周恩來強調：“我們應該采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並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打破美國政府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的政策，以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他還充滿信心地說：“我們要力爭不使日內瓦會議開得無結果而散。”
4月20日清晨，周恩來率領200餘人的中國政府代表團，由北京機場登機，分乘3架蘇聯伊爾—14飛機，取道蘇聯、民主德國飛往瑞士日內瓦。胡誌明率領的越南代表團同行。
這是新中國第一次以五大國的身份參加大型國際會議，也是周恩來首次登上國際政治舞台。無論是新中國的形象還是每一個代表團成員的形象，都顯得極為重要。
首次到國際舞台上去唱戲，大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出發前，周恩來向代表團成員做了仔細的叮囑：盡管我們過去在國內談判有經驗，跟美國吵架有經驗，但是，那時我們進行談判的範圍小，有什麼就說什麼。中國是一個大國，到日內瓦是參加一個正式的國際會議，我們是登國際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戲，文戲中有武戲，但總歸是一個正規戲、舞台戲。有幾個兄弟國家參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還要本著學習的精神。
為唱好這出“文戲中有武戲”，周恩來交代：給每人做兩套服裝，一套是灰色的西裝，一套是中山裝。整齊統一，簡潔明快，幹淨利索。沒曾想，這兩套服裝後來卻引起了國際輿論對初登國際舞台的中國外交官的注意……
“紅色外交家”走上外交前沿
4月24日下午3時，周恩來一行抵達日內瓦機場。這時，停機坪頓時熱鬧起來，各國記者蜂擁而至，其中數美國記者最多。他們幾乎從未與中國共產黨的官員打過交道，甚至不知道這些來自紅色中國的領導者們是什麼樣子。尤其是首席代表周恩來，對他們來說更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於是，西方記者忙不迭地問：“誰是周恩來？”
飛機停穩了，第一個走出機艙的就是周恩來。他身穿得體的大衣，右手自然地舉過眉梢，微笑著向前來迎接的人們致意。
周恩來的身後是一支整齊的陣容，緊隨其後是外交部副部長兼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兼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李克農，隨後是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顧問有雷任民、師哲、喬冠華、陳家康、柯柏年、宦鄉、黃華、龔澎、吳冷西、王倬如、雷英夫……這支隊伍集中了新中國最優秀的外交官。
周恩來帶著微笑走向迎接他的人群，和迎麵走來的瑞士官員握手。
周恩來的出現使記者方陣騷動了，首先是美國的攝影記者紛紛叫道：“周先生，走近點，朝我這裏看！”周恩來有禮貌地抬起頭，迎麵走向記者。攝影鎂光燈頓時閃成一片。
這時，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和新聞事務發言人龔澎向在場記者散發周恩來的機場書麵聲明。周恩來的聲明簡短而明確：“日內瓦會議就要舉行了。這個會議要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亞洲這兩個迫切的問題，如果能夠獲得解決，將有利於保障亞洲的和平，並進一步緩和國際的緊張局勢。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都將密切地注視著日內瓦會議的進展，並熱烈地期望著會議的成功。中國人民對於這個會議有著同樣的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帶著誠意來參加這個會議。我們相信，參加會議者的共同努力和對於鞏固和平的共同願望，將會提供解決上述亞洲迫切問題的可能。”
隨後，記者們還從中國代表團新聞宣傳組那裏得到另一份獨特的有關周恩來的介紹材料，這是一份僅1800字左右的中英文對照的書麵簡曆，上麵寫道：“周恩來(生於1898年)，中國傑出的政治活動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傑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之一……”
這份簡曆，就連中國代表團的許多成員事先都未見過。它的起草者是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李克農。這是經中共中央直接批準的，一份少有的以個人簡曆為內容的對外宣傳材料，意在通過宣傳周恩來而宣傳新中國，並首次使用了“最親密的戰友”這種提法。
第二天，在關於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的報道中，西方媒體上出現了這樣一些語句：“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了一批更為年輕的紅色外交家……”“他們穿的衣服都是一樣的，連手提箱也都相似……”
雲集日內瓦的西方各國記者以奇特而複雜的心態關注著周恩來，他們想看看在國際事務中嶄露頭角的周恩來將如何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忙碌之星”使外交成為藝術
4月26日下午3時，日內瓦會議在國際聯盟大廈(即有“小聯合國大廈”之稱的萬國宮)理事會會議廳拉開了序幕。
出席會議的除了中國、蘇聯、英國、法國、美國5個大國的代表外，還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和以“聯合國軍”名義派兵參加朝鮮戰爭的澳大利亞、加拿大、希臘、菲律賓、盧森堡、新西蘭、泰國、土耳其、比利時、哥倫比亞、阿比西尼亞(今埃塞俄比亞)和荷蘭。這些國家中，當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沒有幾個。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要發揮作用，有著明顯的難度。
會議一開始，推舉泰國外交部長旺·威泰耶康親王、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和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依次輪流擔任會議主席。大會第一天的輪值主席旺親王用流利的英語作了簡短發言，他說：“我的祖國是一個亞洲國家，而這次國際會議就是為了解決包括朝鮮問題在內的亞洲問題，這次會議對亞洲來說極為重要。事實上，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視著日內瓦會議。”他說，這次會議將討論以和平的方式建立統一、獨立的朝鮮問題，這將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以及恢複亞洲其他地區和平的一個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