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登時興奮起來。這下我們什麼都不怕了，隻要有約索夫·霍姆赫爾在就足夠了。
平板車不聲不響地進來，把我們推走了。
我們被緊緊的繃帶粘著，公牛般大聲地嚎叫起來。
我們八個人住一間病房。滿頭黑色卷發的叫彼得，他肺部中彈，傷勢很重，而且比較複雜，旁邊那個胳膊受傷中彈的叫弗蘭茨·威希托爾。他的傷勢開始很不甚於太重，但第三天夜裏，便大喊大叫要我們按鈴，說他在不停地滴血。
我沒完沒了的按鈴，也沒見夜班護士進來。大家都換了新繃帶非常疼痛，所以那天晚上她忙壞了。這邊剛要求把腿放在那邊，而那邊的人卻又喊著這麼放，還有人又要她端水喝，第四個枕頭太實又要她弄鬆軟一些；最後老太婆不停地咒罵著，一甩門走了。她又以為還是那些事，便裝沒聽見不過來。
等了一會兒，弗蘭茨說：“再試一下。”
我又一個勁地按，她還是沒過來。這兒就這麼一個夜間值班護士，可能是去其他病房了吧。“弗蘭茨，你真的是出血了嗎？”我問他，“可別讓她再罵我們。”
“都濕透繃帶了，不信誰給開燈看看。”
開關在門口，我們沒人能起來去打開它。我就用大拇指按在鈴鈕上一直不放，讓它響個不停。也可能她是工作量太繁多，一天天地又得做禱告，現在疲勞過度給睡著了，聽不到鈴響。
“幹脆再往外扔個瓶子。”那個持有狩獵資格證的約索夫·霍姆赫爾說。
“鈴聲她都聽不見，更何況這個呢。”
好一陣子，門“砰”地開了。老太婆一籌莫展的樣子走了進來。但看見弗蘭茨的傷勢後有些急了，還埋怨著說：“怎麼也沒有個人告訴我呀？”
“我們按了鈴。這兒又誰都沒法走動。”
她忙著替他包紮。血確實流的太多了。頭一天睡覺前他還很健康呢，第二天早晨臉色已變得瘦小蠟黃了。有個護士便來來回回進來看看。
有時候一些親切可愛的紅十字會誌願護士會來護班。但她們都笨手笨腳的。每次換床時總要疼得我們傷口發麻，而她們便嚇得手忙腳亂，結果疼得更厲害了。
修女們都能很靈活準確地處理我們的各種情況，但我們更希望她們多少再活潑開朗一點就更好了。不過也確實有幾個幽默大方的很出色的修女。麗貝亭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她能使每一處的病房都充滿歡快輕鬆的氣氛，甚至離她很遠都能感受到。還有好幾個跟她差不多，為了她，我們甚至甘願奮不顧身。修女們讓我們沒有理由再埋怨，她們像平民百姓一樣對待我們。這與野戰醫院那令人心煩意亂的情況恰恰相反。
弗蘭茨·威希托爾終於沒能好轉。一天有幾個把他抬走後，便再沒回來。“我們不會再見他了。他已轉到死亡病室中了。”
“死亡病室？什麼意思？”
“就是那些重傷快咽氣的傷員住的病房唄。”
“那它到底怎樣呢？”
“快死的人都先被送到這邊拐彎的一間很小的病房裏，屋裏擺著兩張床。人們都管它叫死亡病室。”
“可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到那後，他們可以省去不少麻煩，而且離去太平間的電梯又很近。何況他們也為別的病人考慮，不至於影響別的病人的情緒。到那裏他一個呆著。他們照料起來也能更方便、更細心。”
“他難道沒感覺嗎？”
約索夫向上伸了伸腰說：“他們通常都不會有什麼不好。”
“已經有好些都聽說這個事吧？”
“住久一點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下午，又一個病人抬到了弗蘭茨·威希托爾那個鋪位上。他隻呆沒兩三天就被抬走了。約索夫耐人尋味地揮了揮手。很多人不停地進進出出。
那些淚流滿麵，不停地叮囑久久不願離開的親人坐在床邊的情形接二連三地進行著。有個老太太一直坐著舍不得走開，但又在這裏陪著過一夜。第二天她一大早便趕來時，已經好些更早的人都來了。那個鋪位上卻已換了一張麵孔。她木木地把蘋果分給我們，往太平間那邊去了。
小彼得情況開始糟糕了。體溫記錄卡上已一天比一天嚴重。那天，他們推著平板車停到了他的床邊。“要去哪兒”他恐慌地問。“到包紮病室。”於是他被抬出去了。但那個護士用一隻手拿下他的衣帽和軍裝時，彼得拚命地在手推車上掙紮著想滾下來。嘴裏還大喊大叫著：“我不去，我要留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