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鳥紋圖像音樂意義考釋(1 / 3)

鳥紋圖像音樂意義考釋

藝術長廊

作者:幸曉峰 沈博 吳萌

借用藝術圖像研究古代藝術品,是考古學、曆史學、藝術學等學科研究常常采用的方法。圖像學的概念,在19世紀下半葉,由法國學者E·馬萊最早提出,最初主要用於曆史科學研究中對文獻價值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以來,圖像學成為西方藝術史研究的一種新方法。一些西方藝術史研究者開始運用視覺藝術原理,從考察藝術圖像題材入手,深入闡釋在特定曆史情景中藝術品的主題、內容及文化內涵。美國學者E·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視覺藝術的意義》[1]一書,對圖像學的基本理論作了係統論述,創立了西方藝術史研究新的方法論。帕氏認為,可以分三個層次解釋圖像的意義:1. 解釋圖像的自然意義,即識別作品中作為人、動物和植物等自然物象的線條與色彩、形狀與形態,把作品解釋為有意味的特定的形式體係。2. 發現和解釋藝術圖像的傳統意義,以及解釋作品所表達的特定主題,也叫作圖像誌分析。3. 解釋作品的內在意義或內容,這種更深一層的解釋叫作圖像學。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宗教、哲學,通過藝術家的手筆凝聚在藝術作品中,成為作品的本質意義和內容,即帕諾夫斯基所謂的象征意義。

《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卷,精確地概括了圖像研究的意義:“發現和解釋藝術圖像的象征意義,解釋圖像在各個文化體係和文明中的形成、變化及其所表現和暗示出來的思想觀念。”[2]近年來,隨著考古發掘大量出土各類藝術品,隨著電子數碼攝影技術的廣泛使用,對藝術圖像的製作越來越方便,對藝術品的研究也越來越依賴於對圖像的解說和詮釋。“圖像學”成為許多學科新開設的一門課程。我們對漢代畫像磚、石圖像的研究,就屬於“圖像學”研究的範疇。在研究過程中,一方麵我們運用圖像學原理和方法,從圖像所傳遞的信息中,客觀地對圖像本身的意義作出闡釋;另一方麵,采用曆史學“雙重證法”,以圖像與文獻記載互證的方法,對圖像所表達的特定曆史階段的文化含義作出分析和闡釋。

《文史雜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用圖像學和史學方法,簡明分析古代藝術圖像的園地。筆者多年來在此發表小文,受到讀者歡迎,也增加了筆者撰文的興趣。筆者在此,繼續對前年發表的《漢磚上的“古樂”考二題》[3]中的“鳳鳥懸璧”圖像的音樂意義,作些考證;對鳥圖形與音樂的關聯意義,作些闡述,與讀者共享,並望得到專家指導。

鳳鳥與樂律。“鳳鳥懸璧”(圖一)是四川出土漢代畫像磚圖像中常見的一個題材。[4]“鳳鳥懸璧”可表達的音樂意義我們已作過分析:l. 懸璧可敲擊發出樂音傳播。 2. 見於文獻記載的最早的禮樂儀式名為“鳳凰來儀”。3. “鳳凰來儀”是古代祭祀樂舞的一種表演形態,由人化裝成鳥獸的舞蹈形態。這種儀式性舞蹈,是祭祀儀式中的主要方式。4. 鳳鳥與樂律。鳳鳥與音樂的聯係,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意義,即它蘊涵著我國關於十二律起源的傳說。《呂氏春秋·古樂》篇記載:“昔黃帝令伶倫作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穀,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吹曰舍少。次製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令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鹹池。”《呂氏春秋》是我國先秦文獻中可考寫作年代的著作,成書於秦始皇即位之後5至8年,漢代已廣為流行。其中對音樂起源、原始音樂的記載,代表了秦漢時期我國知識階層對音樂的認知水平,也為後人研究史前音樂留下了珍貴資料。上述關於我國製定十二樂律的記載,以鳳皇的鳴叫音為標準,鳳為雄,成六陽律;皇為雌,成六陰律,反映了我國樂律體係的形成與早期哲學思想結合在一起的特點;它還記載了我國樂律是以“黃鍾宮”為本,上下生之,即用三分損益法製定十二律,這種律製在先秦時期已經成熟。

金沙出土兩件璧形器物上的鳳鳥圖像,其中一件是青銅帶柄璧(圖二),璧的肉麵上刻有3隻鳳鳥環璧孔飛翔。另一件神鳥繞日金箔璧形圖像,璧的肉麵上有4隻鳳鳥,中間太陽的芒紋恰好是12個。鳳鳥與漢代畫像磚上的鳳凰圖像極為相似。金沙出土兩件璧形器上的音樂圖像,反映出豐富的音樂內涵:首先,璧與鳳鳥的聯係,表明璧可敲擊發出音高,而鳳鳥的鳴聲又可以確定不同音高。其次,我國早期關於音樂的起源和音律的認識,與天文和曆法相關聯,在文獻中有大量記載。兩件璧上的鳳鳥一個為3隻,另一個為4隻,如果把中間的圓環作為太陽的象征,鳳鳥圍繞著太陽飛翔,旋轉,與十二律循環往複,周而複始是吻合的。金箔上的鳳鳥繞日圖像上的太陽芒紋,恰好是12個,與12音律也是相等的。而3隻鳳鳥或是4隻鳳鳥的不同,可能與古代對曆法的三季分與四季分有關聯,也是需要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出土於山西曲沃縣晉侯墓的“晉侯蘇編鍾”中,有12件編鍾的正麵右鼓部位,均鑄有一隻鳳鳥圖形,作為側鼓音的敲擊部位的標誌。敲擊鳳鳥標誌處,所清晰得到正鼓音上方的小三度音,音質純正。[5]可見其調音已按樂律標準定音。鳥形標識既表示此為側鼓音敲擊部位,也含義此組編鍾依據十二律調整音高,可旋宮轉調。

達爾文音樂起源於鳥鳴之音的理論。鳥紋圖像與音樂的關聯,是我們在研究史前文化中應該特別注意的一個意義,也是我們在考察文物圖像時應該考察和闡釋的一個重要方麵。如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鳥紋圖像和祭壇,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中的青銅樹上的神鳥雕塑、鳥頭柄形器等,其中的鳥兒,都被當作神鳥,表達了早期人類借助鳥兒的鳴唱和飛翔,與天地、自然溝通的願望。鳥的圖像,蘊涵著人類模仿鳥鳴之音,學會歌唱,學會語言的早期成長曆程;蘊涵著人類早期認知行為的發展和成長;也蘊涵著人類早期精神需求和原始信仰的發生與發展。因此,鳥紋的圖像成為史前考古學、文物學收集到的最多的形象之一,也成為圖像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種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