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一民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令陳恭澍高興不已。但是，負責刺殺行動的殺手一直沒有機會見到吉鴻昌。為了做到萬無一失，呂一民又帶著呂問友、楊玉珊到任應岐的一位好友家裏“串門”，偷看了任應岐和吉鴻昌的照片，並且打聽到了任應岐的住址。呂問友、楊玉珊記準了任應岐的長相以後，立即開始行動，在任應岐的住所—日租界明石街耕餘裏（今和平區山西路）附近埋伏，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很快，他們就發現任應岐經常接觸的那些人中就有吉鴻昌。
此時，天津站站長王子襄意外中毒死亡，陳恭澍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刺殺吉鴻昌是蔣介石親自批準關注的天字一號的重大行動，戴笠不停的來電催問，陳恭澍不敢稍有懈怠，為了能夠盡快圓滿地完成任務，他由北平來到天津，索性不走了，住在長春旅社坐陣指揮，並立即召見呂一民，為其鼓勁打氣。呂一民受寵若驚，甘心情願為虎作倀，加緊了暗殺步伐。
蔣介石密裁吉鴻昌的行動很快就被我黨的地下組織得知。原來，蟄居在天津的同盟會元老劉承烈、劉人瑞設立的秘密電台破譯了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發往太原、西安、開封、福州等地關於吉鴻昌是中共地下黨員以及對吉鴻昌等人通緝令的密電。對於這樣重大的謀殺抗日英雄的重要情報，二劉立即通過秘密渠道及時向中共有關方麵通報。原來這位劉承烈，一八八三年出生，湖南省益陽（現屬桃江）荷塘人，早期同盟會會員，廣州起義失敗後，與譚人鳳、焦達峰、楊任、謝介僧等人商議來到北方發動起義。一次，劉承烈來到洛陽串聯江湖義士，被洛陽軍警逮捕，綁縛於牛車上拉往洛陽。路上恰遇在日本結識的同盟會會員、新軍營長張鈁。張鈁以劉承烈係本部文職人員為由，將警員拘押，釋放了劉承烈。白朗起義的時候，劉承烈親自來到義軍，代表南方政府予以支持，說服白朗打出反對袁世凱的旗幟。袁世凱複辟稱帝時，與於右任、張鈁、胡景翼、樊鍾秀組建陝西靖國軍起兵反袁。後任湘軍第六軍三師師長，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劉承烈毅然與蔣介石決裂，來到天津，秘密參加了新國民黨，主張抗日，反對蔣介石，並以經商為由，設置了秘密電台，主動與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南漢宸取得聯係。其子劉仲容是共產黨的秘密工作人員。原來，劉仲容的嶽父趙守鈺係馮玉祥騎兵師師長，在擔任洛陽警備司令期間，馮玉祥開始清共，共產黨員劉子華（後改名劉仲華）被捕，劉仲容通過趙守鈺解救釋放了劉子華。一九三三年劉仲華在上海擔任共產黨上海負責人期間，劉仲容來到上海，在劉仲華的介紹下開始為共產黨工作。後來，劉仲容打入桂係，為我黨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報。解放後，毛主席曾經六次接見劉仲容。
劉人瑞，字石麟，號遠之，湖南善化（今長沙市）喬口鎮花山嶺人。一八九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生，一九一〇年考入長沙法政學堂，一九一二年春加入同盟會，自此追隨孫中山任軍政府參軍、大本營軍事委員兼中將師長之職，建國軍獨立第二師師長，第二次北伐時任教導師師長，一九二八年五月孫殿英盜挖東陵案發，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政府特派東陵接收委員會主任”，負責調查東陵盜案及善後事宜。
孫殿英冒天下之大不韙，盜挖東陵，引起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對，在懲處盜墓大盜的呼聲中，蔣介石為了平息眾怒，指派劉人瑞查處。劉人瑞帶人趕赴東陵，查處中，孫殿英帶上大批的文物、支票對其賄賂。劉人瑞予以嚴厲痛斥，拒賄不受，堅持重處東陵大盜。但因蔣介石以及一些國民黨大員暗中收受孫殿英的賄賂，致使此案不了了之。劉人瑞在查處東陵大盜一案中的所見所聞，深感蔣介石政府貪汙腐敗，難以共事，拒絕在南京作官，息影天津，在平、津一帶從事倒蔣抗日活動，為西南派駐北方的特派員。與任應岐誌同道合，關係極為親密。
劉承烈、劉人瑞得知何應欽密裁吉鴻昌的密電後，立即通過單線聯係的南漢宸向上級報告，中共上海中央局軍委特科獲悉敵人的陰謀後，為了保存黨的力量，指令宣俠父、南漢宸、吉鴻昌等五人立即前往上海。對於特科的安排，吉鴻昌因已與李宗仁的代表約定接洽一批軍火，並沒有撤離。南漢宸知道後，要求他馬上撤離，吉鴻昌堅持待事情辦妥後即去上海與南會合。鑒於情勢危急，南漢宸乘津浦線火車到達浦口，趁等待輪渡船隻渡長江之機，給吉鴻昌拍發電報：“生意已成交，急速來滬”。再一次催促吉鴻昌迅速撤離，離開天津，前往上海隱蔽。南漢宸渡江後乘火車到達上海站，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代理書記武胡景、劉仲華派往車站緊急聯係南漢宸的地下工作人員，趁出站口人多混亂之機，塞給他一個火柴盒，出站後，南漢宸打開火柴盒，裏麵的紙條上寫著“吉和任被捕”。南漢宸大驚，尋思道，此事隻能請馮玉祥出麵解救了。毫不猶豫地立即返回天津，途經泰安時，下車直奔馮玉祥公館。馮玉祥聽後大驚，與南漢宸商定，三天後親自下山參加營救。南漢宸又返回天津，奔走於於學忠、鹿鍾麟等國民黨要員中，懇請他們營救吉、任將軍。在上海和其他渠道，特科也在全力開展了營救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