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9年時間裏，馬軍專注於一件事，那就是將汙染信息公布於眾。
隨著智能手機在中國普及，越來越多人通過移動互聯網獲取信息。2013年，馬軍將“空氣汙染地圖”搬到了手機，他希望，借助一台手機和移動互聯網，把人們的生活和環境監測緊密聯係起來。隻要打開這款手機APP，借助全國190個城市的政府信息公開平台，任何人都能實時查詢全國各地企業的汙染氣體排放數據。
許多人不僅僅是了解當地的空氣質量，他們甚至把“汙染地圖”當作治汙神器。馬軍說，一些居住在重點汙染企業旁的居民，通過手機反複向當地環保部門舉報身邊的汙染源。
在中國，許多環保組織和環保人希望通過傳播和倡導環保理念讓汙染發生改變，但大多效果不佳。在他們當中，馬軍算是做得不錯。中山大學一名研究公益傳播的學者認為，馬軍有環保策略，有互聯網意識，“在國內是做得最好的了”。
2013年，馬軍憑借兩張汙染地圖獲選“責任中國?公益盛典”公益人物獎。“責任中國”由南方都市報主辦，至今已經是一個具有10年曆史的公益品牌。當時，主辦方給他的頒獎詞是：最紮實的公民行動，讓追求GDP高速發展的莽撞有據可查，讓幸存者的憂患按圖索驥。
信息的力量
按照馬軍的環保邏輯，信息公開隻是途徑，以此吸引公眾參與，實現治汙減排，這才是目的。
2010年出現的“毒蘋果”事件值得一說。當時，馬軍發現蘋果公司在華的供應商存在汙染問題，要求蘋果公開供應鏈，但遭到拒絕。在接下來的兩年裏，他介入蘋果汙染調查，先後發布了2份調查報告，召開了5次新聞發布會，公開蘋果供應商的汙染事實。
草根環保人揭露跨國IT巨頭汙染問題，國內外的媒體爭相對馬軍進行報道，蘋果公司供應商的汙染問題走進公眾視野。
很快，消費者開始通過博客、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討論蘋果公司的環境汙染問題，要求其作出回應；蘋果投資者對其發出質詢，一些主要電訊公司的買家也開始提出質疑，行業協會多次要求蘋果解釋供應商管理政策。
美國最大的環保組織之一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甚至對馬軍進行聲援，向蘋果高層表達談判意願，希望他們直麵問題。
蘋果公司麵臨的壓力越來越大，經過7次麵對麵的交談，終於公開156家供應商名單，並向馬軍承諾，先開放部分供應商接受第三方環境檢測，一旦發現汙染問題，立即敦促整改。
這個事件結束後，馬軍獲得了被譽為“綠色諾貝爾獎”的戈德曼環保獎。主辦方給馬軍的評語是：他建立了一個在線數據庫和數字地圖，將那些違反環保法律法規的工廠向中國的廣大公眾公示；利用該汙染信息數據庫和地圖，馬軍與諸多公司合作，幫助其改善生產行為，降低汙染排放。
但馬軍知道，不是每家汙染企業都願意接受幫助和監督，在中國的大環境下，還有不少企業並不在意公眾的壓力以及政府的監管，尤其是那些為大品牌代工的小企業，“他們違規排汙生產賺到的錢，要多過環保部門開出的罰款”。
碰到這樣的企業，馬軍更願意借助大公司的力量。他開發出綠色供應鏈管理體係，使得大公司能在“汙染地圖”上檢索供應商是否存在排汙問題。“大公司大多重視綠色采購，發現供應商排汙，會倒逼他們整改，甚至停止訂單。有時候，訂單的作用要比罰款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