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小額信貸已成為在全世界估值約680億美元的產業，擁有10年或更長久的大規模私人投資曆史。這個產業提供金融服務來幫助客戶管理資源——收入和資產擴張後的一個關鍵功能。這些金融服務還可以滿足常規的和額外性需求，例如在歉收後提供延緩饑餓的食物，或是在健康危機中提供醫療護理和藥物。這些行為無疑幫助貧困的客戶更好地管理他們的資產，但是小額信貸已遠離了它的初衷——增加貧困人群的收入並消除貧窮。哪裏出現了問題呢？
我們認為有兩個特征導致了這個令人失望的結果：1. 推動小額信貸不斷壯大的先驅從業者和隨後的影響力投資者假定小額信貸可以增加收入、減少貧困，並帶來其他的社會收益。大多數投資者將任何和小額信貸沾邊的行為視作影響力投資，而沒有向所支持的公司要求其創造的社會影響力的證據。
2. 從非營利性到營利性工具的轉變。這種轉變能夠幫助吸引資本並壯大企業規模，但是它鼓勵產業用利潤率和其他金融指標來衡量成功，而非將關注點落在消除貧窮和長期改善金字塔底層人群的生活水平上。
那些營利的、股東資助的小額信貸公司或其他致力於減少貧困的企業沒有理由不能設定社會影響力的清晰目標，並對它們增加的收入和財務、改善的健康、擴大的教育承擔相應的責任。然而，假設一個規範的框架能夠保留這些當務之急，多少投資的財務回報對於這些公司來說是合適的？多少就夠了？
在現實中，我們傾向於低估投資者的要求和動機。全球有很多中上層消費者能夠驅車前往很遠的地方，並付更高昂的價錢購買當地不含成長激素的牛奶所製作的優質有機奶油，但是當談到這些相同消費者的投資組合時，我們假設這些購買衝動都消失殆盡。投資專家們會想當然認為他們的投資隻配得上競爭性或超常回報。公共利益成為了風險降低，對地球的擔憂成為了品牌價值。投資者的動機不像消費者的動機，它簡化到隻關注於一個價值，那就是使財務回報最大化。這與我們常有的邏輯和最近的數據不相符合。最新的摩根大通全球影響力投資網絡調查表明，在125個受調查的影響力投資者中，54%期待“競爭性的市場收益率”財務回報，23%將目標定在低於但是接近市場回報的收益率，23%追求保證本金。這支持了很多投資者事實上不要求“超常”或競爭性的財務回報的事實，他們正在將回報的概念發展為社會影響力。
即使我們拒絕54%尋求競爭性的市場回報率的影響力投資者，剩下46%的投資者為社會和環境影響力留有了很大的考慮空間。投資者可以從貧困者那裏提取大量的財務回報嗎？當然可以。這樣的例子在小額信貸領域曆史和其他“金字塔底部”商業中不勝枚舉。但是，不考慮道德和倫理，投資者必須拿到大量回報來確保足夠的資本流動性從而擴大規模麼？數據和邏輯都顯示，當影響力空間逐漸發展，投資優先級和價值變得更加清晰時，答案會急速變得否定。高度影響力投資機會存在於近50%的影響力投資者中，他們願意接受伴隨更高風險的減貧項目。
然而，很多影響力投資者困惑於一個社會企業盈利的意義。除了考慮投資的財務回報，影響力投資者必須首要考慮驅動企業前行的使命，以及企業為滿足這個使命所達成的成功。舉例來說，如果一個影響力投資項目旨在反抗貧窮，它必須能夠使窮人增加收入。相似的，如果一個社會企業通過營銷太陽能產品或服務減少碳排放，那麼企業中的任何潛在投資者——影響力投資者——除了在財務回報上衡量成功，還必須在減少碳排放指標 上衡量成功。這些要求可能看起來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令人驚奇的是，很多影響力投資者並沒有考慮過它們。
如今，很多影響力投資者傾向於有過高的期待，當期待無法實現時，他們發現自己從不清楚其首要目標和影響力投資的原因。對於那些希望尋求影響力投資者資金的商業來說，是時候建立他們要實現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力的度量和標準了。如果影響力投資者發現自己隻是關注於獲取的經濟利潤，那麼他們現在開始進行嚴肅的深刻反省也為時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