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啟家：法的精神實際上是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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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海軍 孫科
1“要學習的話，不是學習具體形式做法，而要去找一種魂一樣的東西。”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覺得你們77、78級一代的經曆賦予了您什麼樣的東西，有沒有我們這一代可以借鑒學習的？
李啟家（以下簡稱“李”）：對從事法學活動的個人的發展來說，做法學研究應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個是建立在特異性上，一個是建立在多樣性上。也就是說，兩者可以比較鑒別，但是不能模仿，更不能去人為的重複。重複起來，可能是喜劇，結局也可能會是一出鬧劇，若再重複就可能是一出悲劇了。像我們77、78級這一代，包括李克強總理、華東政法大學的何勤華老師、顧耕耘老師，我們可以說是非常巧合也非常幸運的。這裏有著無可複製的曆史背景。我們趕上了那個時候，這一段經曆是非常寶貴、非常重要的，可惜是不能重複、不能夠模仿的。你們這一代要根據你們所處的時代，找出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對我們這一代羨慕或者是模仿。我們做法學研究的目的並不是去描述一個合理社會，而是使我們的法學理論能夠適應現實社會。因此，我覺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曆史條件，而且這種條件隻存在於這一代人，也隻適用於這一代人。要學習的話，不是去學習他們的具體形式做法，而要去找一種“魂”一樣的東西。關於這個“魂”，有人談了很多，但是我記得我們還在讀本科的時候大家都在看《論法的精神》，我們就曾討論我們這一代的精神是什麼。那個時候“文革”剛剛結束，整個社會都在對“文革”進行討伐，都在呼籲良心和良知。因此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就說所謂人的精神、法的精神，實際上就是良心和良知。就我們這一代而言，能夠給我們支撐的，大概就是當時很不經意的這種關於良心和良知的討論。
記：那您覺得您這一代人具有的時代精神是什麼？
李：在我們這一代人裏有一個特點，就是絕大多數曾經都是有過社會實踐的，下過鄉、進過廠或者是當過兵。那個時候整個社會跟現在一樣，也談“大的作為”，不過現在是講個性解放，那個時候講的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在那個時代討論比較多的也是人的良心、良知問題。那時候可能跟現在不一樣，我們談得比較多的還是人道主義。
記：您是恢複高考後第一屆上大學的，聽到恢複高考這個消息後您有沒有特別的激動？
李：可能有些人會，但是我沒有。因為我讀高中的時候是1974年，那時候雖然我還在讀高中，但我就想讀大學，很簡單的理由。所以恢複高考以後，該報名就報名，該考試就考試，就我個人而言是很平常的，沒有特別的激動。因為那時候我是在一個發電廠工作，隻有在考試之前才給一個禮拜時間複習。當時，我的師傅就讓我該複習就複習，我的活兒他都幫我幹了。從報名到複習考試，我的領導和師傅都很支持，盡其所能的給了很多方便。但報的不是法律，因為當時的北大法律係是不對外招生的，而是從報考的同學裏麵挑。所以可以這麼說，我們班同學中是沒有一個報的法律，而且壓根兒不知道還有一個法律係。我當時是憑自己感覺，第一誌願報的是北大的圖書館係，因為我覺得這樣接觸的書就多，第二誌願是武大的圖書館專業，第三誌願報的是山東曲阜師院的曆史專業。當時根本不知道法律是幹什麼的，就知道可以上學了，還能夠上北大，已經是很高興了。
2“人一輩子能夠讀上幾本經典，能夠深刻領會，我看就行了。經典並不在於它的經典結論，而在於它的經典思路，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方法論。”
記：那時候您可以看的書可能也不是很多，自己的思想也剛剛開始萌芽，那麼您在看書的時候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呢？
李：那個時候書是稀缺物品。這樣利和弊都有，弊呢就是說書很少。在我們班，當時有幾本書，比如龐德的《普通法的精神》，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還有一本就是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等，大家互相推薦、傳閱。我們把它借過來，因為看不完，所以就手抄。當時就買那種很薄的信紙和複寫紙，先抄一遍，然後其他同學再借來繼續抄，所以很快大家就都能看上這個書了。因此我們看的都是手抄本。這樣做有個好處，就是你在謄寫的過程中閱讀的也會更深刻。現在我想，書很多，讀書是好事，但是我們的精力和能力有限。人一輩子能夠讀上幾本經典，能夠深刻領會，我看就行了。我就覺得書讀萬卷也未必好，現在的書很多，有些是沒必要讀的，但是有些經典要反複地讀，每讀一遍的感覺都不一樣。比如說，我現在每年都會把《普通法的精神》讀一遍，每讀一遍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所謂的經典就是可以反複誦讀的。經典其實就是工具，一種幫助你認識其他問題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講，經典並不在於它的經典結論，而在於它的經典思路，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方法論。思路是非常重要的，經典就告訴你怎麼去看問題，再一個就是為什麼要選擇這個角度看問題，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領悟力了，就是怎麼能選擇到這個角度。其實很多經典並不是說講了很多的內容，而是把我們所知道的常識用新的角度再闡述一次，這個闡述讓你覺得是一個新的方法，讓你覺得大開眼界，這才是活學。如果老是背經典結論的話，就會變成一個思想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