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坐幽篁裏：文人與琴
品質生活
作者：胡建君
曆史上的文人與琴
早在先秦時期，琴已成為文人手中弦歌的重要工具，代表人物有孔子、顏回、莊子、屈原、宋玉等。孔子無論在杏壇講學，或受困於陳蔡，操琴弦歌之聲不絕。史書謂其刪詩三百，“皆弦歌之”。正像後世文人畫家“依仁遊藝”的道藝觀一樣，孔子遊心茲藝，雖學琴，但並不投入全部精力；也彈琴，但不以此為業，隻是將琴作為修身養性的工具。這便與他的老師，專業琴家師襄子形成區別，朱長文雲：“師襄之學，徒知其音；聖人之學，必得其意，其過襄遠甚，其先授以聲而未授以名者。”對於文人琴而言，“知其音”倒在其次，而“得其意”更為重要，執著的不在於技法本身，“獨坐幽篁裏，彈琴複長嘯”，重要的更在於意境和氛圍了。
兩漢時期，文人琴占據了主導地位。但凡有成就的詩人、文學家，如西漢的司馬相如，東漢的桓譚、梁鴻、劉向、馬融、蔡邕、蔡琰等等，幾乎無一不是彈琴高手。司馬相如“少善鼓琴”；劉向“嚐作《琴傳》並《頌》”；桓譚“好音律，善鼓琴”；梁鴻“與其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馬融“尤善鼓琴”；蔡邕“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蔡琰為蔡邕之女，善詩文音律，常以琴書自遣。在他們身上，文人琴頤養心性、崇古尚雅的審美追求得到了空前的強調。
這種情況在魏晉六朝之際又有新的發展，出現了眾多個性鮮明的文人琴家，以琴自娛、自樂、自遣、自得。如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另外還有孫登、張翰、劉焜、王子猷、陶淵明、戴安道等，無不是文人兼琴家。其中尤以阮籍和嵇康最能代表“魏晉風度”。阮籍“嗜酒能嘯，善彈琴”，他在詩文中多次出現琴的描繪，一是抒愁悶情懷，如“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青雲蔽前庭，素琴淒我情”等。琴曲《酒狂》相傳為阮籍所作，描寫醉酒後腳步淩亂的姿態。嵇康自述“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此願畢矣”。阮籍母親去世，嵇康“齎酒挾琴造焉”，使得不拘禮法的阮籍大悅。他還專作《琴賦》一篇，認為“眾器之中，琴德最優”。嵇康被構陷下獄臨刑之時，從容“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那曲《廣陵散》從此成為絕響，即便找到曲譜，後世也再不能重現當時心境了。
到了隋唐，琴在那些素養較高的文人中間，一直是不離不棄的伴侶。李白《聽蜀僧彈琴》，韓愈《聽穎師彈琴》，常建《聽張山人彈琴》，白居易《聽彈古淥水》，賈島《聽樂山彈易水》等大量琴詩都是最美的寫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推白居易，他的《船夜援琴》中寫道：“鳥棲月動，月照夜江，身外都無事，舟中隻有琴。七弦為益友，兩耳是知音，心靜即聲淡，其聞無古今。”在《聽琴幽蘭》詩中，提出了“欲得身心歸靜好，自彈不及聽人彈”的主張。其琴藝風格，與道家思想浸淫下風流蕭散的魏晉風度一脈相承。
宋立國之初以文治為重，優待天下賢俊，尚文風氣濃厚。更由於範仲淹、歐陽修、蘇軾等大家的提倡，文人琴糅合儒釋道的思想和審美，得到進一步的弘揚和發展。據說範仲淹平生所彈隻《履霜》一操，時人謂之“範履霜”。文人琴家朱長文表達了對他的惺惺相惜之情：“君子之於琴也，發於中以形於聲，聽其聲以複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務多趣巧，以悅他人也。”所以“文正公所彈雖少，而得其趣蓋深矣。”歐陽修則獨傾心於《流水》，他在《三琴記》）中自述：“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這正與當時的文人畫宗旨相合符契，所謂“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不同於專業琴家，文人琴家將“藝”作為一種得道的途徑與方式，以取得借物寫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