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遇情感
理論探索
作者：楊鎮源
摘要：價值是文學譯壇的重要話題。然而，批評家們在進行評價活動的同時，卻對文學翻譯的價值本體鮮有厘定。文章從文學翻譯的人際關係網絡入手，探析評價話語的生成過程，進而將翻譯的價值本體定位為一種際遇情感，即評價者對於相應人際關係狀態的一種積極闡釋結果，並藉此提出主張：文學翻譯批評應將目光從表象事實特征轉向其背後的情感根源，在根本上把握住價值判斷依據，進而做出公允的評價結果。
關鍵詞：際遇情感；文學翻譯；價值本體；人際關係網絡；評價話語
正如國內有的學者指出，“盡管人們對‘價值’概念很熟悉。盡管人們大量地經常地使用‘價值’概念，盡管關於價值的理論探索汗牛充棟，但隻要稍加留意就能發現，價值概念極其含混、曖昧、模糊，在價值概念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歧見、誤解與混亂”①。在文學譯壇，價值本體論的情況依然如此。文學翻譯的價值之本體究竟為何？這一問題在目前依然缺乏明確的公認定義。批評家對於譯作品頭論足，理所當然地談論某某翻譯有無價值，或是價值多少，卻極少去定位價值的本體。對此，筆者基於文學翻譯的人際關係網絡，以及相應的評價話語，指出，正是翻譯活動的行為主體相互平衡，造就一種協調的關係狀態，使評價者產生適宜感，才構成了一定的價值。換言之，文學翻譯的價值本體就是一種“金風玉露一相逢”的際遇情感，是評價者對於相應人際關係狀態的一種積極闡釋結果。相應地，文學翻譯批評不能局限於表象性的事實特征，而是須將更多的注意力轉向本質性的情感根源。
一文學翻譯的人際關係網絡
在談到行為主體時，文學譯壇長期以來普遍將重心置於原文作者、譯者、讀者幾個方麵，因為這幾方麵主體首當其衝地顯現於交際關涉一種貫穿翻譯活動始終的互動關係。具體說來，自翻譯活動開始，譯者就在與不在場的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進行著對話。伽達默爾指出，每個人在理解時不斷敞開自己的前見，在此過程中不斷將自己的視域與其它視域融合，因此“理解其實總是這樣一些被誤認是獨立存在的視域融合過程”②。譯文出自於譯者的理解，而這種理解正是譯者分別與原文作者、譯文讀者視域融合的結果。在一方麵，譯者亦是原文的讀者。他在閱讀原文的過程並非獨白，而是與原文作者的對話，這是譯者與原文作者的一種交流。就如郭沫若比喻的那樣，翻譯的過程如同男女之間的戀愛結婚“譯雪萊的詩，是要使我成為雪萊，是要使雪萊成為我自己……男女結婚是要先有戀愛，先有共鳴，先有心聲的交感。我愛雪萊，我能感聽到他的心聲，我能和他共鳴，我和他結婚了。我和他合而為一了。”③在另一方麵，這種雙方不在同一時空的交往行為也發生在譯者與讀者之間譯者根據現實情況，在頭腦中虛擬出一定的譯文讀者，隨時考慮這些假設的讀者對自己的譯文會有如何的反應，並以此為據落下譯筆。按照秦文華的說法，譯者與原文作者、譯者與譯文讀者之間的對話行為就是“對弈雙方在某一特定時間、特定環境、特定條件下的共時棋局”④。
然而在廣義層麵，像這樣的“對弈”不僅限於原文作者、譯者和讀者等環節，還涉及到其它各個方麵的交往關係。如列菲弗爾就認為，翻譯行為是意識形態、讚助人和主流詩學影響下的“改寫”和“操縱”。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在原文作者和讀者之外，依然有行為主體與譯者發生交往行為：處於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批評家試圖左右譯者的翻譯行為，讚助人對譯者提出題材選擇或翻譯策略等要求，主流詩學背後的專家和學者對譯者表現出翻譯規範訴求；在另一方麵，處於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人群、讚助人，以及主流詩學背後的專家和學者也要麵對譯者對上述要求的反饋和協調。而在實際語境下，翻譯涉及的人際交往關係還要廣泛和複雜得多，難以被全部歸入一個預先設計的理論模式。圖裏十分中肯地指出：“從社會文化的維度來看，翻譯可以被描述為一種屈從於不同類型、不同程度製約力的譯者主體行為。”⑤或者可以說，翻譯隨時處於不同主體之間交織的關係之中。譯者、讀者、讚助商、評論家、審查機構人員……如此等等複雜的、無法一一羅列的主體之間形成了一張製衡翻譯的巨大網絡，而譯文就是譯者在諸多因素形成的張力之中進行協調的產物。上述諸多行為主體在翻譯提供的場所裏相互交流和磨合，並達成一致，由譯者生產出譯文。近年來，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如黃德先基於拉圖和卡龍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指出，在翻譯生產和消費過程中， 譯者是在與其他行動者的合作和協商中來完成翻譯任務的，“除了譯者外，翻譯中還存在各種既合作又對抗的行動者，如作者、讀者、原文、譯文、編輯、出版商、翻譯評論者、翻譯審查者、讚助人、封麵設計者的決策、促銷策略、版權政策、稿酬製度，以及其他組織機構”⑥。由此，翻譯的參與主體範圍得到了極大的擴展，遠遠超出了“譯者-原文作者-讀者”的框架模式。在此範圍內，主體相互磨合，形成目標一致的交往行為“翻譯的成功依賴於動員各個行動者，相互協商、妥協，重新確定了各個行動者在翻譯網絡中的角色，並最終形成一個穩定的網絡”⑦。陳曆明把這一網絡編織的翻譯過程比做一種“作為複調的對話”在多聲部的複調對話裏，涉及翻譯的不同主體的聲音始終處於對話或思想的交鋒中，這種多元的對話使思想和思想不斷發生交流、矛盾、對抗、衝突、補充、融和或分離，進而催生出新的思想⑧。此類論述回響著布伯那句廣為流傳的名言“凡真實的人生皆是相遇”⑨。正是在諸多行為主體不斷地相遇之中，文學翻譯隨時保持一種多方麵的對話狀態，並由此產生相應的評價話語。
二主體間的評價話語
翻譯的主體間關係產生出評價話語，進而構成文學翻譯的價值本體支撐。由於相關主體廣泛多樣，彼此關係紛繁複雜，出於篇幅考慮，筆者在此僅選取“譯者-原文作者”、“譯者-譯文讀者”、“譯者-讚助人”、“譯者-審查機構”四個方麵的關係進行展開，以點帶麵，從側麵揭示出主體間關係形成的評價話語。
譯者與原文作者的關係可謂翻譯界長期以來的關注焦點，也正是這一關係影響著譯者和原文作者的身份和地位的定位。在一方麵，有的譯者蔑視原文作者。如菲茨傑拉德在翻譯波斯詩集時就認為原作者算不上讓人敬畏的詩人，他將對原文的刪改當成一種樂趣，自認為是在用一點藝術來幫助原作者完成自身的塑形（a little Art to shape them）⑩。瓊斯在翻譯印度作品時，也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俯視原文作者，認為自己的翻譯代表著英國殖民者對於愚昧、落後的印度傳統文化的拯救。在另一方麵，有的譯者又表現出對原文作者的敬仰，如道安就主張佛經翻譯“因本順旨，轉音如已，敬順聖言，了不加飾”B11。斐洛則強調譯本的神聖性來自上帝的感召，因此隻有那些遠離“塵世不純”、過著純淨宗教生活的人才有權從事《聖經》的翻譯工作B12。而在譯者與譯文讀者的關係上，評價話語依然存在。對於某些譯者，翻譯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忠實地傳達原文，至於讀者對譯文會不會產生閱讀和理解的困難，則是一個相對次要的問題。像納博科夫就認為譯者不需要太多考慮讀者對譯文的理解問題。對於直譯造成的種種理解問題，他主張“添加大量的腳注，這些腳注要像摩天大樓一般聳立到頁麵的頂端，隻留下書頁的和注釋之間的一線空間”B13，幾乎是將讀者接受完全排斥在考慮之外。另一些譯者則持相反態度，他們將價值重心放在取悅讀者之上，至於對原文的傳達是否完整，是否準確，相比之下就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了。比如嚴複盡管因為自己翻譯的《天演論》有悖於原文而宣稱“我罪我知”，卻還是在“取悅讀者”和“準確傳達原文”兩項任務之間偏向後者，選擇“實非正法”的“達旨”的譯法B14。較之嚴複，阿布朗古爾走得更遠。如果說嚴複對自己的翻譯還有一點愧疚的話，那麼阿布朗古爾可以說就是理直氣壯地主張以犧牲原作麵貌為代價取悅譯入語的讀者。譬如他在1637年為他翻譯的作品作序時主張“絲毫也不要怕”把原著帶上法國的色彩，並因此被梅納日稱作“膽大包天的德·阿布朗古爾”B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