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電影闡釋的新維度
影視畫外音
作者：劉小波
摘要：
電影歌曲作為電影音樂的靈魂，具有強大的功能以及無窮的闡釋空間。本文選取電影聲音中最具闡釋空間的歌曲作為研究對象，借助歌曲這一重要元素研究電影，從四個方麵展開論述，一是分析電影如何將歌曲納入自己的編碼係統，受眾又如何進行解碼；二是對電影歌曲進行雙向互釋；三是探究電影如何用歌曲進行符號表意；四是分析重複閃現的具有印記功能的電影歌曲。力圖為電影研究提供新視角，為電影闡釋提出新的維度。關鍵詞：電影歌曲；闡釋；意義；新維度
電影中的聲音研究與學界聽覺文化研究的興起相契合。隨著留聲機、電話、收音機、錄音機、隨聲聽、手機、電腦、多媒體播放器的發明，20世紀的眾多技術產物都與聽覺密切相關。聽覺文化研究也成了文化研究的新領域。聽覺文化研究旨在考察人們生活在怎樣的曆史和現實的聲音環境裏，以怎樣的方式和心態去聽，體現了怎樣的社會關係。①同樣，作為聽覺文化的一種，電影歌曲關注的也是符號文本的各種關係。音樂是一種特殊的聲音。音樂作為一種中介，“洞悉了一種媒介解讀另一種媒介的能力，不僅僅是電影在表現音樂，音樂為電影服務，兩者的關係具有‘互適性’”②。
電影歌曲作為電影音樂的靈魂，具有強大的功能以及無窮的闡釋空間。筆者選取電影聲音中最具闡釋空間的歌曲作為研究對象，希望能透過電影中歌聲的變遷解讀這一時段豐富的文化變遷訊息。通過對電影歌曲的梳理與研究，探索由歌曲這一特殊聲音貫穿起來的文化進程史。
闡釋所進行的是一種解碼工作。闡釋功能的提出和皮爾斯的理論關係密切。既然歌曲的意義需要闡發，在能指和所指之外就要引入第三元解釋者。對電影中出現歌曲闡釋也是電影闡釋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因為“音樂音響符號的意義是一個開放生成的東西，人對音樂音響意義的不斷闡釋和不斷賦予，是人作為文化符號動物的一個本質屬性”③。電影和歌曲都有極大的闡釋空間，為我們尋找意義提供了領地。布魯納對認知有獨到的看法，“有兩種認知功能，兩種思維方式，為了整理經驗，建構現實，說服對方，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論述（arguments）試圖說服人相信一個‘真相’，敘述（stories）試圖說服人接受一個‘似真’（lifelikeliness）”④。本文所做的嚐試傾向於求得一個“似真”的結果。
一編碼解碼
電影導演是以編碼方式進行工作，影片分析則是以譯碼方式進行工作，即影片分析者是以停格方式再重建影片分鏡，從影片的影帶和聲帶兩方麵進行前述工作，並盡最大程度描寫所切分影片段落每個鏡頭的內容，其目的是為接下來的影片分析所涉及的領域和方法做好準備。電影分析的參數包括每個鏡頭時間畫格的總數、鏡頭比例尺寸、剪接、運動、聲帶及聲帶與畫麵的關係。⑤聲帶及聲帶與畫麵的關係對於電影解碼意義重大。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對環繞自己的外界現象或對象，從與自身的關聯的角度出發，賦予意義，並以代碼的形式使其秩序化；或者遵照代碼創造解釋訊息，使之有維持這種秩序的功能，進而創造、解譯、超越代碼的訊息以修正原有的秩序，創造新秩序”⑥。
電影是一種編碼，而看電影是一種解碼。編碼與解碼這一對術語來自文化研究學派的斯圖亞特·霍爾。霍爾將研究的視點由精英轉向大眾，確立了受眾一環地位的重要性。電影中歌曲的安排是一種編碼的努力。各方力量都在尋求一席之地。導演編劇服從於劇情需要，投資者發行商著眼於票房，主流力圖滲進引導性的價值觀，唱片公司則盯住電影音樂的潛在價值，觀眾則以愉悅自己為主要目的。
編碼完成之後，解碼由此開始。解碼這一環節也有多方力量參與，但最終卻由觀眾這一群體決定。因為電影是要觀眾掏腰包買票的。針對不同的電影，觀眾以不同的態度解碼。總體而言，主流電影以對抗性姿態解碼，其它電影則以協商性解碼。主流電影難以找到看點，如《雷鋒》就遭遇零票房的尷尬局麵，而其它的電影即使是爛片也會找到自己安慰自己的一個理由，或者主演是自己的偶像，或者電影歌曲是自己喜歡的風格。
通過解碼，將電影的意義解讀出來。解碼的過程是一個極其主觀的過程，主體在與實際對象發生認識關係時，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參考對周圍其他客體環境的認識，並使自己的活動與之協調平衡。而客體環境也製約著符號主體的編碼與解碼過程，此即為符號語境。
《白日焰火》是近幾年華語影片的一大收獲，在第64屆柏林電影節上拿下最佳影片金熊獎及最佳男演員獎。獲獎之後也在國內上映。表麵看來，影片講述的是一起碎屍案件引發出的愛情救贖故事，但能贏得評委的青睞同時獲得觀眾的認可，電影表達的遠不止這些。電影中出現的歌曲是導演精心編碼的結果。
電影中使用的歌曲提示我們從多個角度進行解碼，闡釋電影。影片開始時響起的歌聲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主流歌曲《打靶歸來》，伴隨著“日落西山紅霞飛”的是肢解的屍體隨著貨車漫無止境地前行，和歌聲一起響起的還有各種未加處理的噪音。聲音在影片一開始就建立了絕對的地位。《打靶歸來》屬於無源音樂，不知從哪裏傳來，用在這裏定位影片的反諷意味，或者說使電影具有隱形的政治維度。
電影涉及性、暴力、犯罪，更為主要的還是人性的書寫與開掘。這其中隱含了理想的追求與失落。或許連環殺人案及其告破僅僅是一種理想的隱喻。影片的主題曲是《向往》，歌曲反複吟唱的是夢鄉，是一種對失落的找尋與向往，但夢鄉究竟是什麼卻有多重可能。結合電影來看，似乎歌曲與電影的驚悚、犯罪、性書寫都沾不上邊。但為何這樣安排？或許可以這樣理解：那就是電影並不表現這些，而僅僅是憑借這些元素的外衣來包裹更為深邃的主題，比如人生究竟在追求什麼，或者失敗者的人生境況等。歌曲作為一種多重解讀的伏筆，起到線索提示的作用。
在電影中還有一個片段，發生在理發店，最為引人入勝的是幾聲突如其來的槍聲，與此同時，理發店正播放著鄭鈞的歌曲《怒放》，鄭鈞的歌聲和槍聲一起響起，效果不言而喻。
二音畫互釋
音樂和電影具有互釋性，20世紀20年代費辛格爾就拍攝了用抽象圖形解釋音樂的影片《絕對電影研究1-12號》。電影解讀與闡釋是電影存在之必需。大衛·波德維爾在《再議電影闡釋》一文中對此作了明確說明，“電影闡釋與電影評論作為一種獨立的實踐活動存在是合理且必需的。電影闡釋是電影評論中一項合理的獨立存在，並且人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闡釋事物。⑦“電影研究的闡釋學派要求寫作者精通一個有特定理論概念提供的語義場，然後解釋電影中適合那個語義場的某些特征。寫作者接下來就通過引用電影，引用相關的理論家，以及在語義場和電影之間創建相互關聯的連接等方法建立起將一部電影的特征與理論相聯係的論證過程。”⑧
倫納德·邁爾認為音樂有兩重意義，絕對意義和參照意義，參照意義是作為符號形式的音樂音響作品在特定的曆史條件和特定的文化傳播、闡釋係統的規定和製約下，由特定的文化闡釋係統中的其他文化符號對音樂音響作品的闡釋而彰顯的意義和內涵。意義的解讀離不開語境。池上嘉彥把符號通訊分為“代碼依賴型”和“語境依賴型”兩類。“語境依賴型”解碼實際上相當於“推理”行動。接收者並不是站在被動的立場上，按部就班照現成代碼“解譯”，而是參照語境，加入主體的意誌與意圖，進行著主動判斷、推理的活動。同樣的符號外延，同樣的符碼與元語言，不同的語境可能導致不一樣的解碼，產生不同的符號內涵，甚至朝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