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女性書寫下的曆史重構
海外文壇
作者：湯黎
摘要：當代英國女作家的“新維多利亞小說”以多層、多義、多音的敘述，將曆史與虛構、真實與想象交疊糅合，通過當代女性知識分子的視角對維多利亞時代的曆史進行重訪和重構來探討宗教與科學的衝突、精神同物質的衝突、靈與肉的衝突、個體自由同政治之間的衝突、男性霸權同女性意識的衝突等等在後現代境遇中仍然炙手可熱的話題，建構出了與傳統維多利亞女性形象相異的主體。這種女性的曆史敘述將當代女性的生命體驗與過去相融合彙通，重新形塑出女性在曆史中的生命輪廓和身份，從而在更大的文化語境中，對既定的“曆史”觀念提出了質疑和挑戰。
關鍵詞：“新維多利亞小說”；女性敘述；曆史重構
“新維多利亞小說”（neo-Victorian novels）指興起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維多利亞時代作為描述對象或以維多利亞時代作為故事背景的新曆史小說。①它是在英國曆史小說複興和維多利亞文化研究熱潮帶動下的文學產物，是文學創作在後現代境遇中對曆史的重新映現，其興盛與新曆史主義理論的盛行密不可分。在維多利亞時期保守而刻板的傳統曆史書寫之下，覆蓋著雜遝重疊、又彼此相異的各色空間，其中的種種權力關係衝突和文化角力犬牙交錯，充滿不確定性，為曆史重構提供了豐富的可能；而這正是“新維多利亞小說”的著力點：通過將曆史圖像的重新映照，它力圖重新描繪與構築這一時代宏大曆史敘事下湧動的豐富、寬容與多元的文化圖景。作為曆史編撰元小說的次文類之一，“新維多利亞小說”以戲仿的形式展開了維多利亞曆史與當代社會現實之間的對話。20世紀九十年代第三次女性主義浪潮以來，英國女作家以多層、多義、多音的敘述，將曆史與虛構、真實與想象交疊糅合，通過“新維多利亞小說”的創作重新鋪陳出維多利亞時期的眾多事件和人物，在亦虛亦實的敘述中，建構出了與傳統維多利亞女性形象相異的主體，使女性從傳統文化的從屬關係下掙脫出來，從沉默到發聲，消解了由男性話語所建構的所謂曆史“真相”。這種女性的曆史敘述將當代女性的生命體驗與過去相融合彙通，重新形塑出女性在曆史中的生命輪廓和身份，從而在更大的文化語境中，對既定的“曆史”觀念提出了質疑和挑戰。
一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開始至今的第三次女性主義浪潮，其影響波及了從文化領域到激進主義再到學術界的各個層麵。受此影響，由女性作家所書寫的曆史小說，從以往的通過逃避現實來建構自身主體身份的方式，轉向了將過去後現代化以及同當下世界的書寫聯係起來的新途徑。在曆史小說最為盛行的英國，眾多女作家致力於通過“新維多利亞小說”的創作來對曆史事件和曆史角色進行重述和重構，由對維多利亞時代曆史文化的重新發現、挖掘和闡釋來探討以往曆史敘述中對於女性主體而言被壓抑的話題，強調了女性在曆史敘述進程中的作用，重估了她們的曆史地位。
20世紀九十年代第三次女性主義浪潮至今，在當代英國女作家創作的“新維多利亞小說”中，既有舉世矚目的老一代作家、布克獎獲得者A.S.拜厄特（A.S. Byatt）的《占有》（Possession，1990）、《天使與昆蟲》（Angel and Insects，1992）、《孩子們的書》（The Children’s Book， 2009）；亦有被《時代周刊》譽為“1945年以來50位最偉大的英國作家”之一、五次獲布克獎提名的已故作家貝洛·班布裏奇（Dame Beryl Margaret Bainbridge）的小說《大師喬基》（Master Georgie， 1998）；也有入選“20位當代最好的英語作家”、同樣獲得布克獎提名的新銳作家薩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的“新維多利亞三部曲”即《輕舔絲絨》（Tipping the Velvet，1998）、《半身》（Affinity， 1999）、《荊棘之城》（Fingersmith， 2002）；另有獲得橘子文學獎提名的作者珍妮·哈裏斯（Jane Harris）的《觀察》（The Observations， 2006）、戴安娜·賽特菲爾德（Diane Setterfield）的《第十三個故事》（The Thirteenth Tale， 2006）、貝琳達·斯達琳（Belinda Starling）的《朵拉·戴米其雜誌》（The Journal of Dora Damage， 2007）、斯嘉麗·托馬斯（Scarlett Thomas）的《Y先生的結局》（The End of Mr. Y， 2006）等。這些作品在主題和創作手法上各具代表性，能夠展示出當代英國女作家“新維多利亞小說”的文學譜係之整體性。
這些小說主題多樣、風格各異、技巧紛呈：從體裁類型上看，既有自我指涉的典型曆史編撰元小說，又有以戲仿經典維多利亞小說為主要特征的“偽維多利亞小說”；從主題上來看，既有通過描繪哥特式怪異家族的創傷與不幸、緬懷與記憶等來傳達維多利亞時代的集體創傷、缺失的內容，又有借女同性戀和性別暴力、女性犯罪等題材來體現維多利亞時期女性主體被抹去和被邊緣化的狀況，由此對男性霸權進行批判，更有將女性身體作為文本對象和性別的建構來討論達爾文進化論背景下身體政治同科學話語之間等的關係；從敘述方式上看，既有借用摹仿男性霸權敘述來揭露其偏見和狹隘的敘述聲音，又有通過在當時曆史語境中沉默的女性的敘述來展現女性境況和訴求的敘述聲音。然而，這些小說都有著共同的精神實質：通過當代女性知識分子的視角對維多利亞時代的曆史進行重訪和重構來探討宗教與科學的衝突、精神同物質的衝突、靈與肉的衝突、個體自由同政治之間的衝突、男性霸權同女性意識的衝突等等。
拜厄特在談及自己的曆史小說創作時說道，“如果不理解過去就無法理解當下……由於審美需求借用色彩紛呈和寓言性的語言來讓過去的文學重新鮮活起來”②，通過對過去的重構來反觀當下是新曆史小說的主要特征之一。“新維多利亞小說”戲仿過去，但是隻能在當下的觀念中對過去進行模擬，而這種模擬就成了當下在過去語境中的反映。③當代英國“新維多利亞小說”的女性書寫在當代文化批評話語的影響下對維多利亞時代的曆史圖景進行重構，由此對傳統既定的霸權書寫進行顛覆，最終通過對曆史的想象性重構來反觀當下，在後現代的境況下對維多利亞時代進行曆史反觀和批判。
琳達·哈琴指出，曆史和小說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都是人為構建的表意係統，都是從言說者自身身份出發的敘述。④過去主流文化的男權書寫站在男性霸權的立場上，通過宏大的曆史敘事來建構曆史所謂的“真理性”。曆史小說的當代女性書寫不僅消解了這種男性霸權的敘述聲音，還通過女性的視角來反觀曆史，書寫曆史，進而進行自身的身份建構。同時，這樣的曆史重構不僅僅限於性別領域，而且將曆史作為一個範式來探尋各個文化層麵上的認知和構建。作為主體、作者或讀者被曆史記錄排除在外的女性，通過新曆史小說將曆史和身份再度概念化，將“曆史”的虛構操作作為探尋性別認同的範式，通過對以男性為中心的曆史的重寫來展示女性敘述和重構曆史的可能性。
“所有的曆史都是迷人扮裝下的現今的曆史。”⑤當代英國“新維多利亞小說”的女性書寫展現了當今21世紀同維多利亞時期文化的聯係、相似和差異，而這些聯係又是建立在多樣化的文學文化類型、樣式、媒介、政治和理論觀點上的。⑥這些小說著重展現了同傳統觀念上的維多利亞女性保守形象相左的女性體驗，展示女性作家尋找可靠聲音來敘述曆史的努力，由此重塑女性的主體身份，探尋新的性別認同範式，最終指向挑戰男性性別霸權曆史的書寫。通過懷舊回歸和想象範式，這些小說探討了如何在不同時代之間跨越真實與虛構的藩籬，以曆史編撰的形式想象性地織就經由後現代重構的文本，從而填補了主流文化書寫中的盲點與空白。當代英國“新維多利亞小說”的女性創作通過小說文本模糊了虛幻與現實、曆史與小說的界限，證明了小說對於曆史書寫的參與和建構意義，彰顯出了這兩者在文化表意體係中的互文關係。
二
在《當代女性小說中的維多利亞女性問題》（The Victorian Woman Question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Fiction，2005）一書中，珍妮特·金（Jeannette King）說道：通過對母權（matrilinealism）、精神疾病、色情文學、賣淫以及女性生活等維多利亞文化圖景的描繪，當代的新維多利亞女性書寫借用19世紀社會所產生的女性問題來對後現代語境下的女性問題進行解讀，由此討論性別、民族、宗教、暴力等話題，探討新千年現象中的性別政治。⑦上述女作家的“新維多利亞小說”對曆史變遷的複合性再現並不僅僅隻限於單一地從女性主義角度來闡明性別政治的問題，而且從當代女性的視角出發對維多利亞時代文化的各個層麵進行觀測，力圖重構當時社會文化的全景。
從主題上劃分，當代英國“新維多利亞小說”的女性書寫大致可以分為創傷與緬懷、科學與宗教、女同性戀及女性犯罪、中產階級女性訴求、通靈與幽靈等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