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與“立”
文學評論
作者：陳莉
摘 要：“五四”時代中國文學發生了巨大變革，中國文學由傳統走向現代。“五四”新文學之於傳統中國文學最大的貢獻在於“破”（在傳統文學的糟粕中突破）和“立”（在傳統文學與歐美文學的優良中再立。但凡是一種文學革命），其實質都是要在破壞揉碎舊有程式中重重建一種新的標準和規範。
關鍵詞：“五四”；傳統；繼承；顛覆
作者簡介：陳莉，女，籍貫：天津，出生日期：1991年1月26日，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專業：文學碩士（2014級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0-0-02
中國現代文學是一個與傳統中國文學對局且不斷走向未來的主體，近年來，如何處理五四新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文化及思想傳統的關係成為學術熱點和難點。“五四”文學革命因敢於挑戰並突破傳統文學，使文學更改走勢，轉向現代，在新的文學觀念的引導下，湧現出了眾多在今天被我們視為經典的文學作品。然而，自1990年代以來，人們開始熱捧“國學”，林毓生、紀寶成等學者更對“五四”的反傳統性進行強烈質疑，“學衡派”的文化守成主義作為反觀五四之弊的意義更被一再突出。即以平常心而言，“五四”既長成於風沙撲麵、狼虎成行的時代，其固然並非聖物，作為後來的學人，我們確需對之進行質疑與反思。但今日諸多言論竟不無偏頗地認為“五四”摧毀了傳統文化，更有甚者，認為是“五四”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在思想邏輯上引發了“文革”對於傳統中國文化的暴行，是“五四”之“因”導致了“文革”之“果”。①“五四”一代學人的思想建樹和文學啟蒙之功立即被貶至大惡不赦的位置。
首先需要言明的是，“傳統”即便在曆史的流變中堅定地存在著，但也和“五四”一樣需接受理性的質疑與反思甚至是批判。傳統是一個泥沙俱下，包容性很大的概念，揚棄與傳承自是題中之義。“五四”之反傳統，也絕非“國學”派人士理解的是對傳統文學簡單的“全盤否定”，並與之徹底決裂，而是“用現代的科學觀點與方法，對傳統文學進行再認識、再估價與再發現”②。也就是說，“五四”之反傳統既具有其本身的合理性，且是在“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重估”前提下對傳統進行理性的反思與繼承、顛覆。“五四”之於“傳統”的反駁與顛覆便是所謂的“破”，這是在建立一種新的標準體係或新的傳統之前的必然要求。
“破”與“立”是“五四”先驅們理性地反思傳統後依次采取的行動，二者相輔相成。“五四”先驅們的卓越貢獻體現在突破舊有的傳統文學觀念，力圖建立一種適應時代風潮的新的文學觀念，因為“文學觀念對文學的發展與演進具有直接影響的意義，起著本質上的主導作用”③。比如受西方文學思想大量湧入的衝擊式影響，中西文學觀念全麵交鋒，現代化的民族家國訴求、個人主義的時代呼聲、“感時憂國”傳統的新變、新摩登主義與商業文學等文學視野的開拓，都體現著“五四”先驅們在中西文學觀念的撞擊中尋求平衡點的努力及相應的成果。在那個時代的學人們看來，在突破與重建中吸取中西的精華，從而“立”一個符合五四特殊時代發展要求的新的文學觀念，從而擔當起“啟蒙”與“救亡”的知識分子時代重任。
若要談及“五四”先驅們對文學觀念的變革，必然繞不開晚清時代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一代人在變革的道路上孜孜以求的探索努力，他們的改良精神與變革探索，使得“五四”一代人具備把握了文學發展脈搏的知識儲備和思想啟蒙意識，進而懷揣激烈與徹底之態度反擊傳統，從而建立“五四”文學觀念。“離開這一代人的努力，‘五四’作家的成功就很容易被誤解為隻是歐美文學的移植”④。因此，“五四”文學觀念並不是對傳統文學觀念與歐美文學觀念的簡單疊加或機械移植，而是在不同的文學觀念中不斷交鋒，又巧妙融合，進而才得以形成，實屬鬥爭的“結晶”。梁啟超最大的貢獻在於倡導“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尤其是從理論上提高了小說的地位。梁啟超的小說觀念既有傳統文學觀念的影響，也來自於他東渡日本時受明治時期文學思潮的影響。《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我們暫且不談梁啟超將小說地位抬得如此之高的合理性，這段言論強調小說作為啟蒙、新民的工具作用顯而易見。從文學發展流變來看，作為“小道”的小說，其地位低賤，長期被中國詩文傳統排斥在外。因對日本文學觀念進行借鑒融合，梁氏明確明確肯認小說的載道作用，其文學觀念變革則極具五四先聲意義。